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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不可靠的‘安全感’。”而现在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的公布做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及时、准确地发布。因此可以说不是发生的病例越来越多，而是公布病例越来越及时了。同时，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疫情信息经过媒体的传播必然对公众产生强烈的冲击。
从社会风险分析的角度郑杭生提出，目前在我国，传统类型的风险，例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而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如新型传染病、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等的存在，又表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
“错位”不应成为常态
传染病防治不单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百姓认识上出现的“错位”也说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公众自身还需进一步讲究危机处置的艺术，增强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
曾光希望，政府更加注意发挥公共卫生专家的作用。同时，新闻媒体不要为了抢卖点，去做耸人听闻的宣传。
作为新闻传播方面的专家，喻国明则提出，媒体应积极、正确地引导公众。而政府处于信息强势地位，也要主动负起责任。在疫情发布方面，不仅要公布何时、何地发生了何种传染病疫情，还应把这种传染病的危害程度、防治办法等信息通过媒体及时告诉给老百姓。信息的单一和模糊，反而会刺激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膨胀。
郑杭生呼吁，全社会都应转变传统的安全观念，由注重事后处置、认定、总结的消极的社会安全机制，转变为注重超前预警的积极的社会安全机制。
对普通百姓，专家一致认为，最基本的还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遇到突发公共危机，众说纷纭的时候，应该注意从政府、媒体等权威渠道获取信息，而不要只听信亲朋好友之间的口口相传。这种人际传播由于具有血缘、友情等外部因素，往往使人觉得可靠，但外缘的可靠并不能保证内容的可靠。（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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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5-11 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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