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国务院审理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随即，各级政府与各政府部门也相继通过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且媒体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报道机会，而在同样惨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甚至都不允许记者前往报道，少数能够进入灾区的记者也都是被精挑细选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但在此之后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据被新华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瞒下”的老套路。

毋庸讳言，很多政府部门的思维仍停留在封锁消息、家丑不可外扬的阶段，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这种落后愚蠢的思路显然无法抵挡互联网的巨大威力，只会导致社会恐慌情绪激增。

禽流感和手足口病已得以控制，危害性尚不足以和非典并提，但面对猪流感，政府官员要继续说实话。

公民社会的培育

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场“非典大逃亡”正在这个城市上演，离开，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在这当中，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耐人寻味的是，疫情同样严重的广东并没出现类似情况。

学者许纪霖撰文指出，“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老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场所，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了。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

户口制度是让人们不愿意留在北京的另一个理由，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人的自发恐慌正是卫生防疫的挑战。

北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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