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人特写<%=id%>

　　有人说伦敦人优雅，有人说伦敦人傲慢，也有人说伦敦人保守。在英国，我们与各色人等打了不少交道，倒是觉得一些素不相识的伦敦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更深刻。
　　
　　马路上的志愿者
　　
　　伦敦最宽的大道要数白金汉宫门前的那条庆典大道萨尔摩街，可在我眼里也算不上太宽阔。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的大道这里根本就看不到，以至于回国后觉得哪条大道都比伦敦的马路宽，难怪翻译家在翻译伦敦的道路时最常用的是“街”而不是“道”，那路充其量也就是条街。可一向以塞车著称的伦敦，行车秩序却出奇地好。没人抢红灯，没人拼命地按喇叭，也没人不管地方多么窄小只管一个劲儿地往前挤。让记者发生兴趣的是一位不是警察却管得住汽车的人。
　　一天饭后，我们顺着小街散步。远远地发现街角处有一个中年妇女穿着黄绿色荧光背心，扛着块长把儿的大木牌，在马路上来来回回地穿梭。看模样不是警察，警察是要穿制服的，那她是干什么的呢?走近去看，她又规规矩矩地站在路边，把手里的牌子像儿童团员拿红缨枪那样立在身旁，木牌上写着：STOP(停)。这越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非要看个究竟。
　　不一会儿，远处一位老人走过来，在我们的面前要过马路，拿牌子的妇女赶忙奔上前来，一手把牌子伸出去截住往来车辆，一手搀着老人把她送过了马路。而那过往的车辆倒也真的很听指挥，耐心地等在那里直到那女人向他们挥手示意才开车驶去。如是几次，我们看出了门道，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甚至包括青壮年人，只要有人过马路，她就要拦车护送。记者有些不以为然，老人孩子还则罢了，年轻人足可以照料自己过马路，根本不需要这样呵护。
　　此时恰好我们的翻译小仇走了过来，于是便向她请教。原来那个拿牌子的中年妇女是志愿者，因为这条小街没有红绿灯，行人过马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她志愿到这里为行人服务。这样的志愿者有统一的服饰标志——就是她身上的荧光背心。她们自愿为大众服务，不收任何费用和报酬。在英国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记者赶忙举起相机为她拍照，她则在继续为行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忘给记者留下一个会意的微笑。
　　
　　Excuse me
　　
　　离开伦敦前一天，我们外出购物。从格林尼治到物利什有直达的公交车。车行出不远，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40多岁的女士就开始打喷嚏。刚开始记者并没有注意到她，因为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样的事习以为常。后来渐渐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一边打喷嚏一边还不住嘴地叨念着什么。起初，记者以为她是个教徒，在念祈祷词或咒语什么的，后来渐渐听出了门道，原来她每打一次喷嚏都要轻轻地说一声：“Excuse me(请原谅)。”
　　记者于是由衷地钦佩她：可真讲究礼节呀!像打个喷嚏这么丁点儿小事还要不停地道歉。后来，她的喷嚏打得越多，记者的英语听力也就越好，这一路上，记者已数不清她究竟打了多少个喷嚏，“Excuse me”这句普通的道歉用语却一下子就印在了记者的脑海里，以至于立刻活学活用起来。
　　后来，记者发现，类似的事情其实哪里都有。不论是走路还是乘自动扶梯，走在后面的人要想超过前面的人时，不管你是否挡他的路，也不管他是否妨碍你的前行，行动之前总会先轻轻地道一声：“Excuse me”在旅馆餐厅，在观光景点，在公交车上，甚至是在洗手间里，记者常常能听到这句代表礼貌和修养的“excuse me”。在商场购物，和营业员打交道时，先说上一句“excuse me”，她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问你：“Can I helpyou(我能帮助你吗)?”记者细细品味起来，觉得“excuse me”相对于“请原谅”这个意义来说，其实更接近我们汉语中常用的“劳驾”、“借光”、“讨扰”的意思，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好听的话谁不爱多听点儿呢?
　　在英国，记者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何时何地，遇上什么样的麻烦，只要你说上一句“excuse me”，那么注视着你的那些眼睛就变得宽容起来、和善起来：问路时对方会不厌其烦；负重时会有人伸出援手；孤独一人时也不觉得寂寞，只要你在人群中，总有人在你耳边轻轻说一声“excuse me”。
　　
　　倔强的守门人
　　
　　格林尼治位于伦敦东南的泰晤士河畔，从机场可乘地铁、轻轨转车两次到这里。昔日的皇家天文台、国家航海博物馆、皇家海军学院都汇集在这个大区里。我们的B&B(bed andbreakfast，床和早餐)格林尼治花园旅馆就在皇家天文台的所在地——格林尼治花园对面，可我们却是最后一天才腾出时间上山去参观天文台。
　　到达天文台时，刚刚九点，天文台的大门敞开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开门时间是上午10点。可我们9点半还有其他安排，就用蹩脚的英语和把守大门的警卫攀谈起来，希望他能行个方便放我们进去参观。穿着制服的门卫用一张灿烂的笑脸一时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可他的语言却一点也没商量地请我们必须等到10点钟才能入内。于是，我们退了一步，跟他商量只进去一步拍两张本初子年线的照片，好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他依然灿烂地对我们微笑，却也依然彬彬有礼地请我们继续等待。我们只好退后。
　　就这样回去?有点儿不甘心；继续等下去?确实又没有时间。正犹疑问，又上来一位游客。那是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的一位瑞士游客，刚刚在一起吃早饭还打招呼呢，于是我们也和他打了个招呼。他说也是来参观天文台的。听说门卫不让进，他便很有信心地跑去跟门卫泡开了蘑菇。看他跟门卫有说有笑的，不由也暗暗地为他加油，希望他能如愿，也许我们还能跟他沾上光呢!谁知这位瑞士同道也是说的热闹，随着一声“拜拜”，在一辆大货车驶出大门以后，那个一脸笑容的门卫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那位瑞士老先生向我们耸了耸肩，说了声“不可理解”，转头向公园深处走去。
　　仿佛小学课本《列宁与士兵》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重演，那位守门人至今都不能让我忘记。他让我领略了英国人的刻板，也再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制度是这样规定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留学生小仇
　　
　　在伦敦的个几天里，我们的老朋友、在格林尼治大学做客座教授的华教授，帮我们找了个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小仇做我们的翻译。有一个周末，旅馆人满为患，我就到小仇那里挤了一夜。在一长排连体欧式楼房中，两个小商店夹着小仇他们住的那栋三层小楼。底层只是一个门洞，小仇他们7个人自下而上住在上面两层。一楼半是厨房兼餐厅，还有一个简陋的卫生间兼浴室。二层一间8平方米左右的小屋住着小仇，另一间稍大些的小屋住着另外两个女孩，三楼也是两间小房，分别住着一对夫妇和另外两个男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子早上刚从国内飞到伦敦，虽然觉得房间有些拥挤，但能有个落脚的地方也就很知足了。而另一个男孩子则说，这个月底他就要搬走了，因为他没有和房东签一年的租房合同，到期他就得搬家。他找的
新房子比这里离学校更近一些，但租金要高出许多。小仇的房间应该说是其中条件最好的了——自己一间。每周70英镑(1英镑约合人民币14.5元)的租金也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小仇房里的电器和家具都是拣来的，电视足有63．5厘米那么大，就是不能开大声，因为房间的隔音效果不好，怕吵到别人。每天一吃过晚饭他们就要抓紧时间轮流洗澡，因为只有一个浴室还兼着卫生间，总是人满为患。整栋房子的感觉很陈旧，墙皮已经不再完整，厨房里白色的冰箱已经开始泛黄。
　　听说有客人来寄宿，楼里的人都很热心。男生们帮忙从楼上抬来一张旧弹簧床垫放在小仇的房里，说这是他们公用的客床；女孩子也都在楼道里和餐厅里对记者嘘寒问暖，但是一退到小仇的房间里，就再也没人来打扰了。小仇说各人的房间是他们的私人空间，不便打扰，这也是他们来到英国入乡随俗的地方。每天临睡前小仇都要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一番，看看中国的消息，看看亲人的信息。她经常到唐人街上去买打折的电话卡，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比较便宜地和家里人通话。小仇是家里最小的姑娘，大学毕业后来英国读硕士。在国内，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很宠爱她，到了英国幸亏有华教授一家多方照顾，但是许多事还是要自己学会打理，每天边学习边打工，日子过得很紧张，很艰苦。遇到不顺心的事，小仇说她有时到泰晤士河边伏在栏杆上或痛哭、或大喊、或静默，一个人去宣泄自己的情感，宣泄过了，心情就会平静一些。
　　小仇的个头比我们都矮，可吃起饭来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在自助餐馆她每次几乎都能把各种食物尝个遍，我们看看很心酸。我问她：“来英国一年了，这个中餐自助餐馆来过几次?”她说只来过一次。我们认为不是很贵的自助餐(一人5英镑)，她却止步不前。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菜金每周维持在10英镑左右，小仇说，若超过10英镑就是比较奢侈了。而新鲜蔬菜一磅售价就达3英镑，他们买的都是因不太新鲜而打折的蔬菜。在餐馆打工工资是每小时5英镑左右，主要的收入靠顾客给的小费。如果肯到街上为企业做活体广告，每小时可挣到10英镑，可那要连续几个小时一直站在街上，非常人所能忍受。说到将来，小仇说她一定要回国，吃妈妈做的饭，给妈妈做饭吃。
　　清晨，记者走出留学生们居住的小楼，不由得吐了一口长气，仿佛这一夜有沉重的负担压在记者的身上和心上。回到国内，记者也去拜望过小仇的家人，却没有说那些艰苦、那些压抑，只告诉他们孩子一切都好。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广告服务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