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岁月回眸<%=id%>

　　在南开大学西南村新建的住宅小区里，记者采访了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1946届毕业生张怀瑾先生。这位桃李满天下的84岁的老教授，在回首西南联大那些难忘的岁月时，快乐、深情、真诚、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回’亿起那些在西南联大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们，特别是与罗庸(字膺中)、闻一多两位老师的长期交往以及与闻一多先生殉难前最后一次话别时，耄耋之年的老教授潸然泪下，使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戚戚，肃然起敬——
　　
　　艰难岁月
　　
　　我原籍重庆垫江县，1942年秋在重属联立高中毕业，久闻西南联大教授云集，便立志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年7月初，全国高校在重庆沙坪坝集中高考。我冒着日寇的频繁轰炸前去报考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8月中接到录取通知书，即重返重庆，走刚建成不久的川黔滇公路于9月初抵达昆明，按时前往联大报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址是在昆明大西门外西站东侧一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称北院。文理政经各系、校本部、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学生食堂等，即住北院。所有建筑都是土坯墙、稻草顶。联大校园十分分散，教育学院在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昆明东部拓东路。北院马路对面一处长方形的四合院，称南院，东头是校医务室，南面是一排生物系实验室，西头是一间大教室。东南角开了一扇小门，出门南侧进城墙缺口内，西侧有三座建筑，墙壁脱落，容颜苍老，靠南的两座宫殿式建筑是大教室，近处一座二层小楼是一年级新生的男生宿舍，我即住在楼下顶里头一间小房，砖头铺地，坑洼不平，两排地铺，可容个五六人。
　　小楼东侧隔一条人行道，那里有一片柏树林，多是百年古树，据传是平西王吴三桂的衙门遗址。树林里搭有一间土坯厨房，又用砖头垒了二十几个台子做餐桌，这就是学生食堂。一桌八人，三素一荤，站着就餐。主食是云南特产红米饭。我从小吃白米长大，没见过更没吃过这种红米。而且从粮仓领出时，还是只脱壳、未经加工的糙米，糠秕沙粒俱全，吃在嘴里，咔嚓有声，难以下咽。露天食堂，刮风下雨，无处可避，有的同学便打着雨伞露天就餐。那时学生不交学费，入学时都申请助学金，由训导长审批，分甲乙两种，甲种15．5元，乙种7．5元，后来才知道，实际全都是甲种，按当时昆明物价，可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直至四年大学毕业未变。训导长是查良钊教授，他为人谦和，关爱学生，同学们戏称“查菩萨”。
　　露天食堂旁边有一处废墟遗址，平地凹下三层长方形石砌台阶，周边近二百米，这就是露天讲堂。入学第一周的开学篇，就在这里上课。上年前三天学唱校歌，后三天由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演讲，下午是军训。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06勺歌词是“满江红”一阕，作者是中国文学系罗庸教授，后来是中国文学系主任。我平时没有音乐才能，但校歌歌词慷慨激越，“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音韵铿锵，直逼岳飞的《满江红》，激发了联大学子艰苦卓绝、爱国爱校的高尚情操，我至今还能感受到它的力量所在。
　　进入二年级，我移居北院学生宿舍。三排九座，都是土坯墙、稻草顶房，每座隔成大小两间，上下铺，大间24人，小间16人，居住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每到刮风下雨，室内漏雨，室外稻草满地，诗人杜甫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正是这种情景的生动写照。教室漏雨可以移开座椅，宿舍漏雨就用洗脸盆接。
　　北院学生食堂在图书馆西侧，一间大厅可容五六十桌。联大传统，这里是学生自办食堂，自由组合，十桌为限。月初领出助学金，交予食堂，即为入伙。备有正式餐桌，站着就餐。1945年春夏之交，我读三年级时，群众推举，曾办过两届食堂，每届两个月。参加这个食堂的同学，多是四川籍同乡，厨师三人也是四川籍同乡。我团结厨师，想办法改善伙食质量。按厨师的提议，将从粮仓领出的红米送往碾米厂去加工，100斤糙米脱去杂质，加工成75—80斤熟米，改善了伙食质量，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明师门下
　　当时联大实行学分制，四年学习期间，修满132学分即可毕业，授予学士学位。所学课程分基础课和选修课两种。一二年级学基础课也是必修课，三四年级学选修课。必修课不及格者无学分，不能毕业，必须重修，直至及格，拿到学分。中国文学系的基础课有《中国通史》，任课老师是历史系吴晗教授，一个大班百数十人，每周上课3小时，一学年6学分。当时没有教学大纲，教师各擅所长，吴晗长于制度史。一年学习结束，公布考试成绩，我考了69分，大为惊讶。细看左右，只一名72分，位居榜首，后来听说是一位历史系的同学。60分以上的只是一部分人，不及格者几近半数矣!
　　中国文学系另一门必修课是《逻辑学》，任课教师是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先生。金岳霖教授年事已高，讲课时勤于板书，要求学生做好笔记，三小时的课程一气呵成。每次授课结束前，要学生收好笔记本，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要求学生三分钟完成答卷，直至学年结束，一次未断。一次上课，适逢下雨，金教授走进教室，脱下雨衣，抖掉雨水，随手挂在一把扶手椅上，临到快下课，他在身上和雨衣的口袋里翻了一遍，抬起头来问道：“你们谁拿了我的考试题目?”引得同学哄堂大笑。他若无其事，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个题目，照考不误。名士风流，不拘小节，无形中拉近了师生间的关系。金岳霖教授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和锤炼了我思维能力的敏捷度和眼光的敏锐度，使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终身受益。
　　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四年学习期间，除了完成本系必修课《声韵学概要》、《文字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基础课以外，从二年级起，可以选习部分选修课。选修课为教授所开设，不定期逐年轮流变换，每周上课2小时，一学期2学分。我真能入门是在三年级以选学《楚辞》为契机。当时中文系集中了三位举世闻名的《楚辞》专家：系主任罗庸、教授闻一多、游国恩。罗先生开设《楚辞》上，闻先生开设《楚辞》下。两课都是大班授课。罗先生侧重从《诗经》到《楚辞》的语言变迁，他提出的“《楚辞》骚体包含着四言”这一思想即在今天仍有它的借鉴意义。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罗先生不辞辛劳，自刻全部《楚辞》讲义，凡属四言的地方，即用大号字标出，使读者一目了然。闻先生讲《楚辞》下，则是侧重于文字的疏解、神话的探索。他原籍湖北浠水，世居楚地，对于《楚辞》中所展现的风土人情、神话的内涵等有独特的见解，独具特色。两位老师讲《楚辞》，各擅所长，并无雷同之弊，我恰恰就喜欢选这一类课程，多方吸收，化为自己的血肉，另著新篇。
　　在罗庸和闻一多两位老师讲《楚辞》的思想启示下，逐渐将我的注意力引向用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观点研究古代原始艺术，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定名为《古代文学与巫》，指导教师就是罗庸和闻一多两位老师。我遍览当时联大图书馆所藏从周秦迄于两汉的古籍数十种，作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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