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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哉,西南联大!<%=id%>


      有这样一所大学,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期间。它又不是一所新的学校,而是三所著名大学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而这所临时迁往南方的联合大学,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培养出大批学业有成、学识渊博、满怀爱国热情、有理想、有才气、有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虽然从它宣告结束时算起至今也已经60年了,但如今提起这所大学,仍然让人心潮难平。这就是中国学者引以为自豪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所学校的教授与他们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担当起新中国学术与各个学科的中流砥柱,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国元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围困了北平。此时正是各大学放暑假期间。北京大学校级负责人,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人(当时只有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文、理、法三学院院长六位校级负责人,没有庞大的领导集团)。其他五人都因各种情况不在校内,也不在北平,郑先生当机立断,对于一些尚未离校的学生,每人发了20元钱,让们迅速离校,这样,在7月28日北平沦陷时,北京大学里已经没有学生了。之后,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均迁至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郑天挺等一干北大、清华之教授,遂陆续取道天津南下赴湘。
      此时的南开大学,已经被日寇飞机轰炸得面目全非,无法再教书、读书了。南开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们,也陆续离津前往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里,学生们个个慷慨激昂,一直在辩论是应继续学业还是应参军参战共赴国难。但日军的轰炸断然止住了这场辩论,接教育部通知,学校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分三路或走水路或走陆路来到昆明。其中以闻一多先生等人的陆路步行团最为艰苦。他们一行近三百人用了68天的时间,走行1750余公里,艰苦备尝,终至昆明。
      在步行团所到之处,很多地方贴出帖子让沿路商民给学生提供食宿等方便。昆明人民更是爱护这所学校和这里的师生。
      当时的昆明,凭空增加了一所大学,生活一下子紧张起来。学生们住在有窗户没有玻璃的茅草棚里,上课是在铁皮顶子的土坯教室里。教授们从前在北平和天津过着优裕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家无隔夜粮。这还不算,还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不时要躲*。在日机轰炸后三天,吴宓教授便在月光下露天授课。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上课,还要坚持学术研究。试问,在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大学?有这样的学者?有这样的学生?!当时闻一多一家8口住在昆明郊外的一所三间很小的房子里,这时华罗庚家的房子被炸了,一家6口无处安身。闻一多把华全家请到自己家里居住,一家一间半,中间隔一层布帘。在这样的条件下,两位学者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于是才有了华罗庚的诗“东边考古西边算”的诙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分别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述:闻一多取得研究《九歌》的重要学术成果,华罗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垒数论》。
      虽然地处边隅,但同样能得到当时先进的知识。胡适从国外看到最新出版的数学书《拓朴学》马上买回来寄到学校。江泽涵教授收到书后,又立即将这本书交给联大数学系的同事们抄阅,然后立即列入教学内容。他们为了什么?就为了不使文化中断,为了给国家留下人才,将来用这些知识报效国家。他们懂得,战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战争结束,国家还要建设,如果都去参战,那么知识就会出现断档,从长远角度说,对国家不利。
      但是,当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飞虎队”来援华缺少翻译时,为了国家大义,即将毕业的四年级男学生和其他年级的学生800人毅然参军。不少学生没能领到毕业证书便捐躯沙场。一位名叫许渊冲的学者,几十年后来到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指着碑上的名字哽咽着说:我名字前面五位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都牺牲了。他们以自己的慷慨“我以我血荐轩辕”。
      令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方案上签字的,正是当时不断地“跑*”的西南联大学生邓稼先。为了新中国的*事业,邓稼先同样是“我以我血荐轩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言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也是在西南联大完成了他的物理学业,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邹承鲁教授,也是在西南联大完成他的学业的。上世纪60年代,由他带领的课题组,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伟业……
      现代的人们,在和平环境里已然很难体会到当年的那种艰苦。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应该从西南联大的经历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四个大字:刚毅坚卓。我们可敬的教授、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几个闪光的大字。他们不畏强暴,不畏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不畏吃的是砂石间杂的粗米饭,不畏住在难以挡寒的陋室。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报国之志完全融为一体,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他们置一切艰难困苦于不顾,只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60周年了。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国,而是顶天立地地站在国际舞台上指点国际事务的大国。我们的学子也不必再受那种战争离乱之苦,他们在环境优美的大学校园里诗一般地学习着世界上最新的知识。环境好了,我们是不是也应再回首往事呢?那种摧不垮的中华民族精神、那种报效国家的;仕志是不是也应继续发扬光大呢?
      特别是气节——威武不能屈的中国知识分子气节,让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前辈肃然起敬。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肩上担负着比当时的学生们更重的责任——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各个方面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重而道远,我们愿再道一声: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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