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差异信仰有不同<%=id%>

　　媒体报道，首都北京曾发生过一件令国人尴尬的事。为给中国孤儿慈善募捐，“中国一欧洲青年经理项目”组织了一次晚宴，地点在君悦大酒店，饭菜很简单，参加者每座却需付600元。显然，“吃”只是个形式，“醉翁”之意不在吃，在乎募捐也。很多外国企业家出席了，中国企业家呢?一位也没见!就此现象，募捐负责人安娜回答记者时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这确是一种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西方人热心慈善捐助，热心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被誉为“股神”的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早已在遗嘱中宣布：将自己超过30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出99％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迄今为止，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已经捐出了二百五十多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捐出，并且宣布，他的遗产，98％要捐给以他和他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诸如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者，在美国等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大有人在。布什总统上任后，曾宣布一项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包括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并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联邦遗产税。这对美国的最富有阶层来说，应该是个利好消息。可有意思的是，反对取消遗产税最激烈的，竟是这些最富有者。甚至有120名富翁联名上书，不同意取消遗产税。《华尔街日报》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论是即使美国取消遗产税，仍有50％的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留给儿女子孙的只会是很少一部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和西方人比较，中国的款爷富豪们，情况却正好相反。对于有些大款来说，让他们掏钱搞慈善很难；有时甚至如同在鹭鸶腿上刮肉，难之又难。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有钱人都不愿意捐助呢?那倒也不是。有些有钱人有时也是能够从口袋里掏出点钱的，不过在捐助的意向上，还是和西方有很大不同。他们习惯于响应政府或者是某些官员的号召，要求捐助能带来社会影响。大家一定见识过在电视上比着举牌捐助的热闹情景。那种争先恐后，那种你掏得多我就比你掏得更多的火爆场面，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但在公众的心目中常以为他们不过是又花钱为自己做了一次广告罢了。何况热闹过后，主管部门才发现，有的人当场开出的不过是一张大额空头支票。
　　同是慈善，同是捐助，中西方就是这样的不同。这种不同，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是信仰的不同。
　　在美国纽约，每一个行政区都有这样一个食堂，其准则是：任何身无分文的饥饿者，均可去用餐，不问姓名，不管身份，不需要说明为什么没饭吃了，志愿者也绝不会用冷眼对待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显示高人一等的神态。受助者的人格，会得到充分的完全的尊重。有人问其负责人，这样的活动何以能够维持下去，这个负责人的回答是：“信仰。”西方的一些有钱人，积攒财富，再捐给社会，甚至会倾其所有，而留给子女的，倒往往是很少一部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宗教信仰。
　　《朱柏庐治家格言》中有一句话，叫“善欲人见，不为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这句话，用在西方那些热心于慈善捐助者身上，倒颇适用。
　　宗教对西方人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对西方人来说，宗教是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灵的寄托，是道德的源泉。西方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要在教堂中进行。而且，宗教的道德督导和教化作用，更远远超出宗教信仰本身。人们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但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而在宗教的诸多功能和影响中，多创造财富和多行善事，则是极重要的两大部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爆发了一场宗教改革，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核心部分就有所谓的“预定论”和“选民论”。“上帝是万能的造物主，掌握着世人的生死荣辱，对世上的每个人都作了永恒的判决”。上帝这种“永恒的判决”，就为预定，它决定了每个人的一生命运。有些人注定得到永生，另一些人却要永远罚入地狱。那些注定得到永生的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些永远罚入地狱的人，是上帝的“弃民”。 “选民”在现世的使命，就是要按《圣经》的准则行事，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成就，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个人则要通过自己在现世的勤奋劳作与成功，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真正“选民”。因此，积累财富，就是神恩的标志。基督教教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博爱，就是“利他”。它教导信徒要乐善好施，鼓励信徒将财富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基督教认为，人世的生命是短暂的，身后的生命才是永久的。人想死后升入天堂，就得去除邪念，不断赎罪，不断地做好事。一个人多行善、多做好事，爱人如己，积德施爱于他人，便能体验幸福的境界，使灵魂得以安宁。基督徒只是他个人财产的保管人，而非所有人。个人财产的真正主人是上帝。人人都应该按上帝教诲，慷慨捐助。因此，西方人的信念是：“有才干理应发财致富，但若生前不把大部分财富用于公共事业，就不体面。”“我做好事，是为上帝，别人知不知道，无所谓，只要上帝知道就行了。”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麻痹人们的精神鸦片。的确，把一切都归于上帝，会掩盖现实社会的很多不公与不平，甚至战争与杀戮。但是，西方没有思想*工作，它的道德规范大都是从宗教教义而来的。
　　和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功利性极强。到庙堂敬神拜佛，烧香磕头的人，哪个不是有所祈求?或为发财，或欲升官，或望生子，或想找一个花容月貌柔情似水的娇妻贤妇，目的非常明确。既是如此，对那些“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好事(比如捐助)，大家当然就兴趣不大啦。因为这种“冤大头”式的捐献，既不能光宗耀祖，又不能荫及子孙，还不能博得美名，更不能带来实惠，做这样的好事，岂不等于做傻事吗?这样一分析，那个募捐晚宴，中国的企业家一个也没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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