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有远见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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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如果你有时间，还是写好啊，不知朋友有什么高见，在我看来，《收获》上的《借我一生》（20万字节选），其实是一部开创中国谱牒新纪元的“记忆家谱”——它以“记忆文学”的高超艺术——打破家谱不允许文学想象的束缚，充分发挥“记忆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将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浓墨重彩绘出，使人看到余秋雨卓越的“智能和精彩”绝非偶然，而是源远流长：来自南宋远祖余上林先生为抢救朝廷珍贵古典书籍，不惜破产救书的儒商高风；来自“沈钧儒题词评价为‘商界泰斗’”——太外公朱乾利——的雍荣华贵；来自“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可能与毛泽东主席同宗、与蒋经国母亲同宗的祖母——“危机处理专家”智慧；来自妈妈——朱阿秀——乐于下嫁乡村的“大家闺秀”风范——让余秋雨四岁读书，六岁为全村人代写书信；来自能在1957年“反右”时光荣入党的父亲余学文的政治远见；来自叔叔余志士虽然只有“高中毕业”，却有“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勇于为《红楼梦》割脉自杀的刚强；来自“第二届岳父”——马兰之父马子林——一个“老牌大学生”、“右派分子”的宽容，自然，还得归功余秋雨本人有不考清华北大复旦，只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上海戏剧学院”的挑战高考极限的勇气与高智商。

《借我一生》当然不是传统的家谱模式，严格按照家族的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家族居址、家族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内容来“年谱、事述、铭状”，它是巧妙地以父亲为经，以母亲为纬，以自己的“被逼忏悔之冤案”为焦点，在“炫耀、狡辩、复仇的交响乐”变奏中，用“大文化散文”的形式透出自己的家谱。但只要读者稍加注意，一幅清晰的余秋雨家族世系略图就呈现了。

《借我一生》首次展现了余秋雨家族的主要人物——

远祖余上林，太外公朱乾利，祖父（姓名未披露），祖母“余毛氏”、“素娥”，外公朱承海，堂祖父余孝宏，堂祖母a“痴子”（大奶），堂祖母b“小阿婆”（二奶），外婆（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父亲余学文，妈妈朱阿秀，伯伯余志云，叔叔余志士，姑妈（姓名未披露），姨妈（姓名未披露），姨父（姓名未披露），大舅（姓名未披露），二舅朱仲林，大弟（姓名未披露），二弟（姓名未披露），小弟余国雨，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姨表哥王益胜，妻子马兰（第二届妻子），岳父马子林（第二届岳父），岳母沈毓秀（第二届岳母）——包括余秋雨共27人。

这些“余家人”的空间联络中枢（家族居址）是“余秋雨旧屋”——“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入慈溪的”。“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长排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p128）

请看余秋雨为这些人物画的素描剪辑——

远祖——余上林——南宋时越窑窑主，据说是位高叫“书比窑要紧”的儒商，为抢救珍贵古典书籍，不惜以窑藏书，封窑远逃。“‘你妈妈姓什么？’几年前那个向我讲了南宋末年越窑熄火传说的杭州老人问我。‘姓朱。’我说。‘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p121）（这是余秋雨亦文亦商的基因源？）

太外公——朱乾利——“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沈钧儒题词评价‘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词，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死后有“我见过最考究的私家墓地”（p117）（余秋雨崇拜太外公胜于祖父？）

祖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奉优厚。”（p117）“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p119）（祖父只是“高级职员”，所以余秋雨记不住他的名？）

祖母——“余毛氏”、“素娥”——“危机处理专家”，“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生了十个孩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说出了六十年后张艺谋才想到的“一个也不能少”的名言。“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p119）（余秋雨神化祖母的灵感是否来自《红楼梦》中的贾母？）

外公——朱承海——“我外公被划为地主”，“只知书画棋酒”。（p117）“我小时候练颜卿还是外公提议的”。（p186）（余秋雨的艺术感觉可能来源于外公？）

堂祖父——余孝宏——“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是个很轻松的人”。“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人佩服不已。”（p129）（余秋雨佩服善娶名女的男人？）

堂祖母a——“痴子”（大奶）——“痴子明大理”，偷偷用五个麦杆编织的小动物奖赏义务办识字班的“妈妈”。（余秋雨为何对疯了的堂祖母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尽情利用？）

堂祖母b——“小阿婆”（二奶）——“干练爽利，丰腴白净，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余秋雨对“二奶”的赞赏由来已久？）

外婆——一姓名未披露（第二任外婆）——“是姨妈和妈妈的后母”，常因怕姨妈而“幽幽地哭”。（p118）（余秋雨对后妈的痛苦有所关注？）

父亲——余学文——“反右”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上海某区法院“人民陪审员”社会兼职，上海某机关干部；2003年12月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二号抢救房。“他的生命过程主要都在上海，但上海对于他，仍是客居。”（p122）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p136）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共产党）去了。”（p147）（余秋雨父亲能在“反右”时入党，有没有努力“反右”？）

妈妈——朱阿秀——乐于下嫁乡村的“大家闺秀”，气度胜过大富豪王尧辉的女儿王逸琴。“妈妈年轻时有多漂亮，在河边一路走过去，河的这边那边所有的人都在背后看着她。”（p118）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看（请）妈妈读信、写信。妈妈快速进入了村庄的内心。……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突然，她发现站着的妇女都把头转向了一边，全场突然肃静。妈妈一看也吃了一惊，是西楼的疯女人，她也下楼听课了。”（p130）（余秋雨母亲堪称民间教育家？）

伯伯——余志云——一个爱书人：“正是在这间储藏室，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经及高尔罕编的《世界名作选》。（p135）（余秋雨的火种在伯父？）

叔叔——余志士——“高中毕业”，有“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为了扶养小弟弟，“一直没有结婚”。（p119）“他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了，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员。”文革时，“有人揭发吹捧《红楼梦》，是放毒”，“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p156）“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p158）（余秋雨的艺术想像力和机智可见其对叔父的怀念？）

姑妈——姓名未披露——“姑妈刚满十岁就去做童工，这种经历很容易让人天然地倾向革命。几年之后，她渐渐长大，成了工厂里的罢工领袖。……她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但她没有等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在极度的劳累中生下女儿后难产而死。”（p118）（《借我一生》无数次出现“很可能”场景，余秋雨是一个勇于采信“很可能”的勇士与智者？）

姨妈——姓名未披露——“三年自然灾害使姨妈不再端大户口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隐瞒自己在菜场做营业员的事实了。”（p144）“挺拔、美丽，再加上多年富贵生活的濡养，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气。”“姨妈是红颜薄命，丈夫早早因病去世。”（p118）（因为姨妈曾怀疑余秋雨的学习能力，她可能是余秋雨在家族中唯一不能宽容的人？）

姨父——姓名未披露——“上海一个富有的王姓企业家的公子”（p118）（“公子”二字也隐含余秋雨对姨妈的怨气？）

大舅——姓名未披露——“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退到正常的年龄，其中大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p132）（余秋雨为何将大舅定为自己天才的“陪衬人”？）

二舅——朱仲林——“小舅舅毕业生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准很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在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家做了农民。……他快速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会讲故事，第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p184）（余秋雨家的人不上大学也是人才？）

大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三岁。（余秋雨与大弟怎么了？如此语焉不详？）

二弟——姓名未披露——小余秋雨十岁。（余秋雨与二弟也不怎么样？）

小弟——余国雨——小余秋雨十三岁。“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p195）（三弟之中独提小弟姓名，余秋雨真是爱憎分明，心细如发？）

姑表妹——姓名未披露——姑妈的女儿。母亡父又另组家庭后遗弃于余秋雨家，与余秋雨同年。（p195）（余秋雨对姑表妹不褒不贬？）

姨表哥——王益胜——“益胜哥中学毕业生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模具翻沙工。”（p185）后因恋爱受阻而自杀。（p194）（余秋雨对一同考大学落榜的“益胜哥”的暗暗嘲笑满纸皆是？）

妻子——马兰（第二届妻子）——一一岁多就能为父亲点烟解闷。“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电视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的投入至今还记忆忧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全剧（《红楼梦》）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p158）（据说余秋雨常来深圳，但却“见所见而见”，“只逗新人笑，哪见旧人哭”？）

岳父——马子林（第二届岳父）——“老牌大学生”，“右派分子”，“1954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p157）（余秋雨如此“爱屋及乌”，真要天下父母心“只重生女不重男”？）

岳母——沈毓秀（第二届岳母）——文革中，“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p157）（余秋雨爱以“法律苦旅”等多种“抗批术”报复批评者，也许因为他并非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的亲生子女——“女婿半个子”，“第二任女婿”便至多只是四分之一子——所以余秋雨常常只“纸上谈宽容，行动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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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可以发现两大特色——

一、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贵”。南宋远祖余上林本一越窑窑主，因一时高叫“书比窑要紧”而成为儒商；太外公朱乾利“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因有文化名人“沈钧儒题词评价为‘商界泰斗’”而高雅；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奉优厚”，祖母也是“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妈妈朱阿秀以“大家闺秀”下嫁乡村，“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而受人尊敬；父亲余学文因“反右”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上海某区法院“人民陪审员”社会兼职，系上海某机关干部而“有成就感”；至于余秋雨本人，早期是由贵而文（文革时有“写作组”成员之贵，改革初期有“院长”之尊）中间是以文致富，年近六旬后是有“余秋雨办公室”（王元化语），秘密做过许多“企业文化策划”、“城市文化策划”的“富而有文”者。

二、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顺从“主旋律”的光荣传统，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余家总是显要人家（可见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时代”，再坏的朝代，只要会跟“主旋律”，总是有好果子吃）。祖上既然都是商人，商人当然都是善于讨好官吏的“良民”，无论是大宋大清还是民国，只要能致富，一切都可笑看。虽然余秋雨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就高唱叔叔是为喜欢《红楼梦》而死于文革，以说明他在文革中受压迫，但余秋雨在文革时作为四人帮红人的“特使”“坐镇《朝霞》”，岂是一般“革命造反派”能有的“圣眷”（能直接给文革时上海主管马天水秘书房佐庭写密信的人，肯定是相当有身份的人）？至于余秋雨说父亲在文革中被单位土造反派审查，不过是个小小的误会——从余秋雨不仅不受株连，反而能让文革中的通天人物朱永嘉、王知常“顺手逮住”宠幸，荣登“编入政府序列”的“写作组”，又是当班长排长，最后留校上海戏剧学院当教师，可见其父亲的问题极小极小。否则，在文革那绝对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风尚中，余秋雨定然不可能有那样风光。至于读大学时穷到常常借人饭票，则是许多大学生今天也常常有的事——据说现在一些爱打牌的大学生，最爱借人饭票。

从“余秋雨家谱”看来，文学评论家张闳确有理由这样批评余秋雨：“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他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与杨文的高亢讴歌不同，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引自王德伟《余秋雨：中国当代三流知识分子的典范》http://www.rednet.com.cn2004-7-260:08:33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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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谱在世系图之外，还会有祖宗画像和赞文。余秋雨亲自撰写的“又红又专又富”家谱，当然有不少精彩亮点——

一、远祖余上林的故事算得神来之笔。虽然只是一个无可考证的“杭州老人”信口而言，但却让余秋雨的书香之根一下子远逾千年前南宋。此非大手笔不可为。

二、余秋雨授予祖母“余毛氏”为“危机处理专家”称号意义深远，意味着余秋雨的血液中早有对付任何危机的锦囊妙计。尤其是以并不肯定的语气透露祖母与毛泽东主席及蒋介石先生的元配夫人（蒋经国先生的母亲）同宗后，更是让人仰视余秋雨——余秋雨如此才华横溢，原来是与伟人有若干血缘关系。谁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母亲若不曾与龙“野合”，儿子如何是真龙天子？

三、妈妈朱阿秀出嫁一场写得动人心弦——“妈妈华丽的花轿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岗石墙门。……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一个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华里，但这半华里，山高水长。……一个大家闺秀如此下嫁，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更吓傻了妈妈的同学。”（p117）妈妈朱阿秀家明明与余秋雨父亲余学文家相距不过200来公尺远，本是同村人近嫁，却描写得让人以为是从上海乘车转船千里而下嫁乡村的“大家闺秀”，虽然谁也不会相信“全程不足半华里，但这半华里，山高水长”，更把“一个大家闺秀如此下嫁，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更吓傻了妈妈的同学”之话当笑话，但如此描写，却不能不让人佩服余秋雨孝心古朴。

四、“痴子明大理”一节堪称“绝妙好辞”——让堂祖母a——“痴子”（大奶）以偷偷用五个麦杆编织的小动物奖赏义务办识字班的“妈妈”，一可来陪衬妈妈的高风亮节，二可说明，余家何等家风——连疯子都知道尊重文化！可惜《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却不懂其中的良苦用心，说了一段颇煞风景的话：《借我一生》“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比如写他母亲在村里办了个识字班，有个疯女人也来听课，后来在他家后门窗台上放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作为奖赏。这个细节很美，却类似小说笔法。也许‘记忆文学’比自传和回忆录更有弹性，允许作者想象和虚构。”（《〈收获〉刊登〈借我一生〉余秋雨公开“记忆”》，《解放日報》2004年7月13日，作者:姜小玲）这真是帮倒忙！可见朋友、“老同学”有时比路人更可恨。

五、推断叔叔余志士文革中自杀是“为《红楼梦》而死”，至为精彩；说“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更是点石成金——毫不费力就让人将名不见经传的余志士与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等量齐观了。现在人们不仅没见到余志士文革中自杀是为《红楼梦》的证据，而且从余秋雨不经意流露的“本家内部消息”——“土改时，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来说是横亘在叔叔心间。”“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广场。’”（p138）——发现“叔叔”其实是一个很左，很爱紧跟潮流“大批判”的人。他在文革中自杀，也许与这种“紧跟”性格带来的“恶恶相咬”有关？当然，对这些漏洞只要打出“记忆文学”来解释，人们也许可以理解“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是“记忆文学”的真谛，可以原谅余秋雨的“各种潜意识”和“累累硬伤”，最终接受程永新的劝告：“对作品（《借我一生》）的真实性也可以怀疑，可以说他在粉饰自己，但千万不要太过苛求”。

六、马兰形象升华得好——“全剧（《红楼梦》）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p158）这一节尽管暗暗揭发了剧团虐待演员的骇人听闻内幕——怎么能让一个名演员演戏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一次也就罢了，“场场如此”，血不要流尽？人还能活？但对马兰的敬业形象还是大有帮助。即使以后有人辟谣说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也已水过三秋。况且抬举后妻自古为中华民族美德。

七、“第二届岳父岳母”塑造得好——文革中，“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p157）——虽然余秋雨一丁点也没有学习“第二届岳父岳母”的“不报复”的宽容，也没有效法自己创造的“马寅初两呜神话”，对一切荣辱不屑一顾，不断在“法律苦旅”，甚至在《借我一生》是也大行“影射史学”，恶毒报复学术异见者，但他既然想到借“第二届岳父岳母”宣传自己有现代宽容理念，也可能终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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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家谱文化历来是靠文化大师来刷新规范的。换句话说，你是否文化大师，只要看看你如何对待家谱，就可一目了然。

唐宋八大家的苏洵和欧阳修是中国家谱规范化的两个里程碑，其家谱撰写注重姓源，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

明代大哲学家朱熹和王守仁制家谱讲究理学与心学，留下了《朱熹序〈陳氏宗譜〉》、《王守仁序〈陳氏大成宗譜〉》。

但到得《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主持家族修谱，则标新立异，主张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此说对后来影响深远。

“余秋雨是文化大师”虽然还只进展到某些人的“策划阶段”，但余秋雨敢于独创“记忆家谱”的勇气，是颇有“准文化大师”气慨的。若天假以年，窥测风向，锲而不舍，以《借我一生》让人既看到一部首举“记忆文学”旗帜的“余秋雨新家谱”，又能以痛说“又红又专又富”家史，洗去“文革帮闲”的“流言”，摆脱“你忏悔吧”的困境，那么余秋雨虽然不能马上混迹“文化大师”，怎么说也可以算一个擅长将文化转化为金钱的现代化“余姚才子”。到百岁植物人之际被谥为什么“词臣泰斗”，也是可以梦想的。

如果有人指责“记忆文学”制作的“记忆家谱”，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攀援华胄”，“误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谓愚也”，我相信余秋雨定会“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高举“记忆文学”旗帜《质询“可怕的传媒”》，战无不胜。

还是《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得好：“余秋雨的写作很聪明，他第一次打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实质上是区别于自传或者回忆录，这比打着‘回忆录’旗号却在文中回避、掩饰、虚构要好。”这一分析实在是“智能和精彩”。这几年先后有金文明教授、孙光萱教授、邵纯教授、古远清教授、夏其言教授前仆后继“咬文嚼字”，指出余秋雨的大著皆“累累硬伤”，一本书史实错误不下数百处。现在看来，不过是“用围棋规则批评象棋冠军”——余秋雨的文章皆是“记忆文学”，并非严肃的文学或学术著作，何以要求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字一句皆真实？所谓“记忆文学”，就是“并非准确、并非真实的‘回忆’”，再加“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可与‘红太阳’攀亲，可与古圣称兄”的“革命浪漫主义”，自然可以随意“誉亲吾亲者及亲之友，毁近吾敌者及敌之友”。而况“家乘与国史不同，史家立传必加严核；家乘则祖父一行之善，实有可据，子孙必宜表扬垂后”。“作家传，以备国史馆修史、地方政府修志时的采集资料；子孙通过阅读祖先传记，传承家风”。余秋雨以《借我一生》对父母行孝的苦心，必将感动中国！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实际行动进行了好多年，但旗帜却到最后才“图穷匕首见”亮出来。如果说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写作时就是一位“记忆文学”的“地下工作者”，那么，他的“记忆文学”实践已有十五年了！他早就划时代地创造了“记忆文学”，此也可反证余秋雨确是“四岁读书，七岁给全村人代写信函”的神童！

感谢余秋雨将“独研秘方”“记忆文学”和“记忆家谱”公之于众，使天下文化人在遭遇文章出现硬伤时可“资治通鉴”，有防空洞可躲。仅此一功，纵然余秋雨有多少不是，我等也该捐弃前嫌，向其道歉，向其致敬。

“余秋雨对《借我一生》的文体和写作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通过作品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命题：真实到底是什么？而这部作品也是他对以前很多人对他提出的种种质疑、责问，作出的一个总的回答”——程永新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会让我们特别清醒：余秋雨开始对批评者进行总报复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

意义不大,只是为了有一个光宗耀祖和系出名门的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