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部队参与重大动物疫情突发事件处置的内容有哪些，怎样处置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安消防部队在社会抢险救援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社会抢险救援活动的攻尖力量。然而随着消防部队抢险救援的任务的拓展，在抢险救援活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针对一些常见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消防部队抢救救援发展问题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消防部队除承担灭火救援任务外，在发生建筑物倒塌、化学危险物品泄漏等各种灾害时，要实施抢险救援。1996年11月公安部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做好预防和处置毒气事件、化学爆炸等特种灾害事故的通知》，将防毒抢险救援任务赋予消防部队，并要求各地成立专勤、特勤队伍，消防部队作为一支同火灾作斗争的专业队伍和紧急处置其它灾害事故，实施抢险救援的突击队，责任重大。然而当前消防部队在人员、战术、装备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与现实要求不相适应问题，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对此，笔者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浅薄的看法。
消防部队抢险救援工作的现状
一、警力严重不足与灭火救援任务日异繁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人”是形成战斗力的根本因素,但由于受编制限制，目前，我国消防部队普遍存在着警力不足的现象，据统计，世界上发达国家消防人员占全部人口的7—8人/万人、中等发达国家是4—5人/万人、我国是0.9人/万人，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消防警力的增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种火灾和突发性灾害事故越来越多，每年都呈上升趋势，抢险救援任务越来越重，消防警力严重不足与灭火救援任务日异繁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消防队员素质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条件的抢险救援需要。
基层指挥员缺乏专业技术，难以带出过硬队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灭火救援任务的拓展，训练课目多，科技含量高，而大多数的基层指挥员缺乏对侦检，堵漏、登高、救生、排烟、疏散、破拆、输转、洗消、防毒、排爆、抗震等专业知识的了解。而近几年一些从地方院校招收的大学生，他们往往因为对消防业务不熟悉，没有灭火作战经验，不会组织开展训练工作，而致使官兵体能、技能训练水平不高，战斗力较弱，实战经验不足。同时，由于消防部队实行的是兵役制，征集对象的文化层次主要是高中、初中文化程度。虽然近几年部队增加了大量度的士官，使技术骨干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但由于服役年限的制约。大量的技术骨干未能如愿继续留在部队里，而新战士又对先进的装备不会操作、不敢操作；国外进口的装备外文说明和标志看不懂；先进的装备维修保养跟不上等，引进的先进装备设施只能给人参观，成了摆设，在抢险中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良思想的影响，使得一些战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变化，面对生死考验，他们的选择会是安全的一方。
三，战术创新跟不上抢险救援的要求。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石油化工企业、公众聚集场所大量涌现，各种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新技术的广泛开发利用，火灾、爆炸等灾害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处置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美国“9.11”事件后，防范和有效地处置暴力恐怖事件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的紧迫任务。消防部门在处置恐怖暴力袭击事件中更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世界各地防范和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国消防部队一项新的特殊任务。而目前在处置这些灾害事故的战术研究上还比较滞后，明显不能适应抢险救援的要求。
四、经费不足，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
《消防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虽然国家已从法律上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相对责任，但由于对消防的投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加之地区经济的差异，消防装备器材发展极不平衡，即使是发达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是口头上重视，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并没有将消防经费真正地落实到位。
五、社会抢险救援力量相对独立，协调不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
目前，我国社会抢险救援力量主要有公安110、消防119、医疗救护120和交警122以及供水、供电、通信等部门的事故处置机构。它们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救援过程中各自为战，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形成战斗力。在抢险救援工作中，110的社会抢险救援的承诺比119早，但实际上110因缺少专业救援装备和专业救援人员，无法完全完成抢险救援任务，往往是他们到场后因没有装备和专业人员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后还是要119的力量去救援。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一般都是先报122，如果发现有人员被困等其它险情，才求助119。这样既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又耽误了救援的宝贵时间。110、119、120和122在接警系统和指挥中心建设上基本是各自为政，单独规划，更谈不上联合建设。分散管理，缺乏统一组织指挥和综合协调，平时无法进行必要的合理调度导致在大型灾害事故抢险救援时，难以形成战斗力。
改进消防部队抢险救援工作现状的对策
一、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增加抢险救援警力
一方面从消防部队内部予以解决。按照基层消防站建设的标准，增加基层中队的人员配备，尽可能地减少非战斗人员的数量，相应地增加基层警力。首先，加强现役与地方公安灭火警力的充实配备，并征召政治、身体条件好且具有一定消防知识、技能的人员加入到现役消防队伍，这是增加消防警力的主渠道。其次是加快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建设的步伐。发挥两种队伍预防和先期控制灾害事故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社会现有救援资源、装备，大型和特种灾害事故的处置工作，如化学危险品泄漏，往往需要众多的人力与技术支持。因此，在灾害事故处置中，组建一个包括公安、消防、医疗、交通在内的联合行动、协调作战的专业抢险救援部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适应新形势，提高部队业务素质。
抢险救援工作要求消防部队应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指挥员，才能带动部队抢险救援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消防部队应做好队伍素质的培养和建设。一是培养一支具备现代抢险救援知识，熟练指挥程序的指挥员队伍，通过院校深造，在职培训等途径，优化指挥员知识与能力结构。二是从地方院校大量选拔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充实干部队伍，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选送优秀干部到基层锻炼，或派选到其他部队或地方部门见习，把高学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培养经验丰富、知识丰富、适应性好、能力过硬的复合型抢险救援人才。三是抓好以班长、士官为主要对象的技术骨干业务培训，培训重点要突出侦检，堵漏、登高、救生、排烟、疏散、破拆、转输、洗硝等专业技能和各种车辆器材装备的操作使用程序及保护保养方法等内容，以提高班长骨干的专业技术水平，实现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充分发挥装备的性能。四是加强消防模拟设施的建设，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设置仿真的灾害环境，培养指挥员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判断能力，尽快适应灾害现场复杂多变的环境。
三，开展灭火抢险技战术创新。
紧密结合灭火抢险的实战，尤其要加强扑救“两类场所”（公众聚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场所）有人员围困等特殊情况下的火灾和处置化学灾害事故以及其他特殊灾害事故为重点的技战术研究，针对现场指挥决策的实际，进行科学预测、估算、比较，选择最佳方案进行快速处置，坚决避免和防止不必要的代价以及无谓的消耗，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连锁反应，坚决避免处置不当扩大灾害，不断提高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临机处置、火场估算、综合决策“四个能力”，充分运用好化学灾害事故辅助决策系统这一有利武器。要把灭火抢险救援参战人员自身的安全防护贯穿于灭火抢险救援的各个现场和全过程，坚决避免和防止不必要的牺牲。
四、充分认识消防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重视消防，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1、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消防工作，把消防工作真正纳入政府和部门的议事日程，真正把消防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中去，把提高消防投入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尽快解决消防欠账问题，要把创建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
2、科学规划，配齐抢险救援装备。为提高消防部队的抢险救援能力，必须加大投入，落实装备建设。各类恶性灾害事故和特殊火灾处置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技术、靠装备。一方面，要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消防特勤大队（站）防化、抢险装备的配备方案》的标准，从客观的需要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消防特勤装备建设规划，抓紧配备各种特种车辆装备，特勤器材和个人防护装备。另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常见的或有可能发生的灾害事故，按照轻重缓急，合理配制的原则，优先考虑重点和急需配备的主战器材。根据不同抢险任务的需要，把握机遇，争取各级政府支持，不断增加消防技术装备。
五、加强协调，建立以消防为主导的社会抢险救援应急联动体系。
建立一个以消防部队为主体的社会抢险救应急联动体系，是处置我国现阶段突发性灾害事故的有力措施。目前，公安消防部队相继配置了抢险救援车、举高车、照明车、救生器材、防化车及侦检、堵漏设备和无线通信设备，特种装备的配备无凝为消防部队承担抢险救援任务奠定了物质基础。消防部队参与抢险救援工作，其整体的素质、快速反应能力和装备明显的优于其他救援队伍，其作用已日趋显现出来。再者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救灾体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既会重复建设、浪费时间和战机，也是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必须予以体制改革。把我国现有的公安110、消防119、医疗120、交警122等几支社会性的救援力量合并，建立联合应急救援组织，采取集中调度，集中指挥，组成由当地政府领导，公安、消防、卫生、供水、供电、供气、交通、及各大中型企业军警民等联合参与的抢险救援机制，制定各部门、各单位参加抢险救援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并制定计划进行演练。一旦有特种灾害事故发生，当地政府可根据事先组成的应急队伍联合展开救援工作，由地方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力、物力、财力及其它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减少灾害事故的危害程度。一是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是搞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基本保证。历次重特大灾害事故处置，各级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领导都根据灾情程度和现场需要，及时作出指示，亲临现场组织指挥，并及时调集社会力量和其他警种，协调解决抢险救援物资和技术力量，为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后勤保。
参考文献：
武警学校编.灭火救援战术综合演练；2004年
杭州市消防支队编.消防特勤手册；2000年
公安部消防局编.特勤业务训练；2000年
公安部消防局编.战训参阅资料汇编;2005年

其次，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 or 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代发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 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哈贝马斯也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一词，可以译成公共性，也可以译为公共领域，二者没有实质差异。但倾向于用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而用公共领域指称社会层面。——笔者注），由此导致公共性丧失。“两种相关的辩证趋势表明公共性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公共性的丧失归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来，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盛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采取国家放任主义，公共行政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影响下，热衷于对纯粹管理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形成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冲击，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公平与参与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论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现代社会“公”与“私”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并存，而在政治领域，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社群主义盛行，引发大规模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问题再一次被重视起来，此时，突出“公共性”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涵
在对国内外关于“公共性”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相关论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发现，对公共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认可。仅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等角度对“公共性”的内涵进行阐述的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具体表现为：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由此，衡量政府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而考虑更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等。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应是每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职人员以此信念竭诚为民服务，明确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上，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在这里，“公共性”的获取及其保证，具体化为政府政策利益导向的选择过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否具有开发性，以使公民能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表达与整合；公民依靠怎样一组规则来决定政治决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评价“公共性”价值是否满足的核心要素，应是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和规则的安排（注：孙柏瑛：《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注：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管理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务，揭示了管理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的意见，这就要求行政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这就要求有向公民报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应按程序向公民报告，以接受公民审查并予以通过，等等（注：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政府把自我表达存在的公共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政策规范等，都无条件地体现出其公共性。政府组织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集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价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是一种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为机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注：张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
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新公共行政主张：(1)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2)代表性。尽管大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他价值观的积极参与。(3)响应性。主张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4)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5)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注：参见［美］张梦中等《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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