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600元寻狗启示

寻狗启示

本人于2009年12月13日中午在山师操场、历山路附近遗失黑色鹿娃娃小狗一只，胸口有白点，四爪有白毛，约30厘米长，已养半年，感情深厚，望知情者联系，谢600元！
联系电话：13791052978刘女士

您好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西汉末年，曾任江夏太守、执金吾等高官要职的酷吏尹赏病重将死。弥留之际，他回顾一生为官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的几个儿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慎毋然!这是他一生官场经验的总结，也为我们认识酷吏现象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尹赏认为，做官如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或“中庸”那就宁可犯“残贼”之罪，以惨苛的方式去为政，用严刑峻法督治百姓(“残贼”即对百姓过于残酷而贼害之)。这样做，即使一朝坐罪免官，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追思你强化治安的政绩或功效，重新起用你。反之，如果是因为软弱不胜任而免官，则等于终身废锢，永无重新起用之日，这比犯贪污坐赃之罪更可耻，更可怕。这位老酷吏的确点破了君主专制下的官吏任用规律。朝廷表面上重用儒臣、鼓励教化，骨子里则更喜欢酷吏、重用酷吏。酷吏们常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治安败坏之地方长吏，负有抑豪强、肃匪盗、强化治安、恢复秩序的特殊使命。就说这位尹赏吧!他起初任粟邑、频阳县令，犯“残贼”罪免官。旋即重新起用为郑县令。后来因首都长安治安恶化，尹赏被任命为长安县令，皇帝赋予其“得一切便宜从事”的全权。他一到任，“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这个巨大的地牢修成后，尹赏召集长安县所有官吏，分乘数百辆车，某日清晨倾巢出动，把可疑之人尽行搜捕，投入“虎穴”。几天以后，数百人闷死地牢中。尹赏到任数月，长安盗贼敛迹，夜不闭户。不久，尹赏以此功升为江夏太守，因为诛杀盗贼及吏民太多，又坐“残贼”之罪免官。后又因为“南山群盗起”，尹赏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辅（即右扶风郡)都尉(军区司令)，不久升为执金吾(首都警备司令)。尹赏的官运与他凶狠残酷程度似成正比：越苛暴“残贼”，越要升官。这种情形在汉代似乎是一般现象，其他酷吏官运多也如此。如汉景帝时酷吏郅都，因“敢面折大臣于朝”而从郎升为中郎将，进而出任济南太守。因采用严刑峻法，使郡中路不拾遗，升为中尉(京师卫戍司令)。在中尉任上，郅都行法严酷，不避亲贵；列侯宗室见之侧目而视，号曰“苍鹰”，恨之入骨。后因审理宗室临江王刘荣(景帝子)一案过于残酷，致使临江王自杀，免官归家。不久又复出任北方边郡雁门太守，景帝欲借其惨苛之名威慑匈奴，果使匈奴人不敢犯边。再如武帝时酷吏义纵，其人少年时为盗贼，攻剽劫杀闻名乡里。后因其姊为太后御医的关系，补郎官，后出任县令，“治敢往，少温籍”，即敢行暴虐之政。皇帝认为其能干，擢为河内郡都尉，一到任即族灭豪强穰氏，杀人甚多，使郡中道不拾遗。旋迁为南阳太守，在南阳诛灭前中尉、酷吏宁成族人，使宁成入狱，一郡皆恐。又转任定襄太守，一到任，一日杀定襄狱中重罪囚徒及入监探视的子弟宾客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义纵竟以此“功”迁为右内史。最著名的酷史张汤(汉武帝时人)，他的为官生涯也是如此。汤以“劾鼠掠治”(刑讯老鼠)的少年残酷之名补长安吏，后升茂陵尉，再升为御史。在审讯陈皇后巫蛊案时，穷追同党，广加株连，武帝以为其有能，擢升太中大夫。后因参与制定惨苛之法律，升为廷尉，居九卿要职。后再因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三大诸侯王谋反案时，“皆穷根本”，罗织株连惨苛，更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东汉光武帝时，酷吏李章为平阳令，杀豪猾大姓赵纲及其族人，一县安宁，升为千乘郡太守。不久“坐株斩盗贼过滥”(亦即“残贼”)免官下狱，不数月又出任侍御史，转琅琊太守。酷吏阳球先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免官下狱。不久出为九江太守，“收郡中奸吏尽杀之”，“凶贼殄破”，迁平原国相。后坐“苛酷”、“严苦”免官，旋复出为议郎，升将作大匠，拜尚书令，转司隶校尉。以磔前中常侍王甫尸及族灭其家，而使天下震栗。唐武后时的酷吏来俊臣，少时为奸盗下狱，在狱中上书武后告劾大臣，深得武后欢喜，擢为侍御史。审理诏狱，屡合武后旨意，武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余族”。升任御史中丞，作《罗织经》，又作“大枷”十等，号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魂胆、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残酷至极。后因坐贪赃为人告劾，下狱当死，武后嘉其忠，免死，复授殿中丞。另一酷吏侯思止，少游惰无业，为奴，“诡狠无良”，因诬告他人谋反，授为游击将军，后因凶狠迁为侍御史。酷吏的官运都比较好，常越级升迁，辄为新权贵，深得皇帝喜爱。以上所讲的仅是汉唐两代的例子，其他各朝各代的例子不胜枚举，姑且不提。从上面讲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酷吏之所以能以违反儒教的惨苛凶狠“政绩”升官晋爵或屡废屡起、明降暗升，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角色暗合君主专制政治的两大本质要求，使得他们成为专制时代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一，专制政治要求严制百姓，使其恭顺守法，成为仅知纳赋税服徭役的良民。要管好这千千万万羊群，必须有凶狠的牧羊犬辅助牧羊人，即便牧羊犬凶狠如狼也无大害。汉代酷吏宁成免官家居时，武帝欲任命其为其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阻止说：“其治(民)如狼牧羊，(宁)成不可令治民。”武帝不听，仍任命其为关都尉，继而为太守。宁成治民，百姓编歌谣骂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怕他比怕正在喂哺幼虎的母老虎还怕得厉害。这样的虎狼官吏，正为专制政治所需。皇帝们知道，酷吏们治羊群使羊群驯服的功效，远大于他们残贼羊群之害。当他们“残贼”羊群太甚时，或收入笼中关起来(下狱免官之类)，过一段时间哪儿的羊群不听话，又把他们放出去。当他们实在太凶狠，危害牧羊人与羊群的总体权益时，就把这些狼或狗抓起来杀掉。司马迁说酷吏是“以鹰击毛挚为治”，这个比喻极为形象：酷吏这些帝王鹰犬，的确是用老鹰猛捉小鸡的恐怖方式对付百姓。第二，君主专制政治要求君主一人独尊，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君主的绝对权威。于是，“敢面折大臣”，以告劾大臣或以诛杀大臣为能，以此迎合皇帝旨意的酷吏群体应运而生。如汉景帝时的“苍鹰”郅都，武帝时的张汤、赵禹，都以审讯宗室藩王大臣案件惨苛无情而深得皇帝宠信。唐代酷吏索元礼，见武后召见大臣时“常切齿”，揣武后有“欲因大狱去异己”之意，乃上密状，诬告大臣，得召见授官。其时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舔唇)磨牙，若狗豚然”。专索大臣阴事，罗织罪名，武后则“阴纵其惨，胁制群臣”。所以就帝王驾驯大臣的需要而言，那些得皇上宠信的龇牙咧嘴的恶狗是不可少的。有这些恶狗在大臣们脚边闻闻嗅嗅，大臣们就会老实多了。若大臣们居功或恃贤恃能轻视皇帝的绝对权威，“国本”或“国体”就要动摇。所以皇帝要用这些出身卑微、文化程度低、道德卑下，通常也是为出身文学、战功、贤良的大臣们瞧不起的小人去牵制大臣，以维独尊专制之体。不过，这些酷吏的官运虽然一般较好，晋升迅速，屡废屡起，但最终命运大多是很悲惨的。他们的官运和最终命运的巨大反差，从汉、唐两代酷吏的结局可见大概。汉代酷吏张汤被人告劾下狱，汤自认无罪，不服。帝派酷吏赵禹斥责张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自杀谢罪)，何以多对簿为?”张汤成了武帝杀之以平群臣之愤的替罪羔羊。张汤自杀，也为武帝洗清了诛杀大臣过滥的责任。酷吏义纵，最后的官职是右内史，武帝行宫甘泉宫在其辖区内。武帝幸甘泉宫，见道路多未修整，怒曰：“(义)纵以为我不复行此道乎?”(意即“这小子看我老了，快要死了，就不修整道路来迎接我”。)这种“人未走茶就凉”之伤感，促使武帝不久即借“莫须有”的罪名杀了义纵。酷吏郅都，以治临江王之狱惨苛而升官，景帝宠之，却得罪了窦太后(景帝和临江王的母亲)。后被诬告，景帝以其为忠臣应赦，太后不允，郅都终被腰斩。东汉酷吏阳球因得罪当权宦官张让、曹节，被诬下狱，诛死，妻子徙边。酷吏王吉，为官五年，凡杀万余人，最终死于另一酷吏阳球之手。唐代酷吏来俊臣虽深得武后宠幸，但因得意忘形，竟罗织武后弟侄、太平公主、张昌宗(武后宠臣)等罪名，终为武后所恶，诏斩于西市。索元礼因苛猛太甚，武后“为厌众望”(为平民愤)，乃令逮捕下狱，瘐死狱中。周兴被人以牙还牙，告以谋反，来俊臣审讯之，“请君入瓮”，差点死于自己发明的大火瓮中。后被流放，被仇家所杀，死于岭南。总结他们的最后命运，我们发现，酷吏绝大多数死于罪诛，极少能寿终正寝。汉代酷吏仅见赵禹、杨仆等两三人为病卒；唐代酷吏仅见姚绍之、毛若虚等几人为病卒，其余均不免斩诛族灭之命运。究其被诛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谋反、贪污等罪，而是以下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