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包括史前动物吗

史前史是指有在文字记载之前，人类所经历与演变的过程。

意义
人从何而来？现代社会自何而起？这些问题非于一朝一夕间成型，同样的，也非单一学科试图解答的疑问：哲学、宗教、历史学等学科都曾试图回答这疑惑，但过去这些学科解答问题时往往缺乏强而有力的佐据或根据，而沦为各说各话或解释力不足的窘境。比如说，欧洲天主教会依旧约圣经〈创世纪〉开头几章解释开天辟地以及人与万物之源，认为人与万物为上帝所创为上帝所庇祐而不消殆，而人类被逐出伊甸后经过繁衍洪水毁灭巴别塔等事件后，逐渐创造出文字记载的社会。但此说的前提－上帝是否存在，从古至今便争议不断。而且，面对时而被人们发掘，却无人见过的古怪生物遗骸，以及遍及欧陆的古怪遗迹，却无法提出有效解释。

相较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或方法，史前史研究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人类起源的过程：首先，在解释物理作用上，史前史先借用了地质学上均变说的论点：即假设相同的情况下，相同作用力会留下相同的效果，因此造成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作用力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比如说，滴水能穿石。同样的，涓涓细流也能切割出巨大的河谷。不同的是，前者的作用可能仅有数月或数年，作用力可能是只有指甲大的水滴，但后者作用时间可能长达数千或数万年，且是以惊人的水流进行作用。基于这种假设，我们便可以透过今日观察到的作用现象，去解释古代各种时间点产生现象之原因。

另外，史前史研究又引用达尔文的演化论作为依据：其假设物种是由共同的远祖因环境变迁演化而来。故人类出现之前势必有许多共祖存在，而这些祖先物种当具有人类身上的种种特质，这种特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加强而明显，故越晚近的祖先应越接近人类的形貌才对，而且这些祖先物种应该有某种特征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透过类比即可发现。

由于这两点皆为假说，史前史本研究身势必要更为严谨才行。因此，整个史前史实际上是透过器具与类人骨骸的发掘取得对“过去”的线索，然后以今日得到可确定的经验进行“对话”：也就是以严谨的逻辑复原过去的样貌。由于无法查证史前史获得的知是否正确，因此史前史研究必须尽可能确保以上三者：关于过去的线索、推理的逻辑、现在获得的经验这三方面完全正确。换句话说，史前史本身即是种全然透过归纳法所得到的科学知识。这种方法立论的学科，也许会被科学哲学或科学工作者质疑其效用，但在目前无其他发法可循之下，史前史仍是研究人类无纪录的过去历程中，最值得信赖的知识。

源流
前面提过，对于人类起源之疑问始终是各文化各文明试图解答的问题。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对此问题的追求日渐热络，而其中最早为大家所接受的即是神创论：

历史
英语：history
释义：
(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
(二)过去的事实,过时的事物。例：这件事早已成为历史。
(三)对过去事件的记载,沿革,来历;大事记。
(四)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五)书名。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著。全书共九卷，前四卷主要追述埃及、巴比伦、波斯、吕底亚、西徐亚及希腊本土的历史，后五卷叙述希腊与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经过，止于公元前479年。书上杂有许多神话传说，不尽可信。但此书为欧洲第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六)个人的履历;经历
(七)对形成未来的进程有影响的事件

泰伯奔吴

陈益

一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记载，吴君自泰伯（太伯）至寿梦一共有19世，“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但是在泰伯和寿梦之间除了世系之外，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记载，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促使我们在拓宽思路、转变观念的同时，逐步廓清弥漫于史实之上的迷雾。

  吴文化，一般说来，它的内涵是指商朝末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为止，大约700年间在吴国范围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尽管专家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对吴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界定有所争论，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始。

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先从地理空间分析，自黄土高原的岐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打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了。而他们竟然从自幼生活的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历代皇朝的统治中心。这一事实却在卷帙浩繁的旧史料中被偷换成了“文化中心”，且是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由这个“文化中心”单向发出的信息，替代了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司马迁当年正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事实上，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起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是熠熠闪亮的满天星斗，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试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呢？早在五千多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又为什么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呢？

  那么，泰伯奔吴究竟原由何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普遍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文化的凝聚力是无法低估的。

二
  让我们看看泰伯奔吴时的历史背景。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到了季历继承周太王的权位时，周国渐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

  而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但是不要忘了，考古实践告诉我们，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可是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有着蓬勃生命力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连续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灾害群发现象。尤其是洪水泛滥，肆虐天下，给先民们筚路褴缕、苦心经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连续二、三百年间，特大的洪水、持续的严寒，使自然生态严重失衡，这不能不影响到文明初始时期的人类的发展。业已高度繁荣的良渚文化，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然而祸不单行，在洪水侵袭的同时，战争又降临到先民的头上。《史记·五帝记》中有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黄帝先是五战五不胜，后来与炎帝联合起来，倾尽全力才将蚩尤战败并擒杀之。许多专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正是创造了良渚文化的吴越先民。黄帝战败蚩尤后，蚩尤部落的成员有很多人当了俘虏。前秦王嘉在他所著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鲁之地在何处，难以考证，有北之乡当指北方高寒地区。七十年代，陕北延安碾庄曾经发现一批良渚式玉器，与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专家说，这很可能就是被皇帝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集团的遗民所遗留下来的器物。在古史传说神奇的外壳下，包含着的是真实的果实。

良渚先民遭受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尽管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远比黄帝炎帝拥有的文化先进。不过，蚩尤部落集团失败后，他们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以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所融合。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就是明证。

  太湖流域在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明显带有文化低落期的特点。它继承了良渚时期的文化面貌，但是没有发展和进步。它无法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而中原商文化因素，却在马桥文化中渐渐呈现出来，不难看出它蓬勃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至此，泰伯奔吴时太湖流域一带为什么是荆蛮之地，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去往落后贫困地区，应该有着较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三
  多种文化成份的融合，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也是它的幸运。

  追根溯源，这却是从泰伯和仲雍奔吴开始的。他们使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太湖文化）得到了交融。

  如果不是我的妄自揣测，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上流淌的是良渚先民的热血。尽管迁移到黄土高原、渭水流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良渚人与当地人已经同化，可是太湖之滨这片丰沃而神奇的土地，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那被今人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的人工堆筑大祭台，以及许许多多闪烁着无穷智慧的玉石礼器，在先人们的声口相传中，始终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个血性男儿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泰伯、仲雍没有理由鄙视荆蛮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在大禹治水以前很多年，这里曾经是如何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更何况，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土，是他们“根”的所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历尽艰辛，前来寻根——寻根或许是一个现代的名词，可用它能解释原始的举动。

  考古学家们对黄淮平原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上的归属，有过争议。他们认为这与当时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的流动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种人群的汇集与流徙则与这一地区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我们不应忘记‘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这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见韩榕《海岱文化区刍议》，《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说明大禹是四面八方的人们共同敬爱的神。故事既形象地勾勒了距今四千年前发生的特大水灾，也表明了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的交融。泰伯奔吴，与当地的荆蛮人相互交融，并被推举为氏族部落首领，也丝毫不奇怪。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是巫师，在遇到部落冲突和战争时是指挥员，平时则领导着生产劳动。不过，要让吴地的人们“义之，从而归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推举一位“外行”来领导自己。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原来太伯来到吴地后，首先推行的是周朝的那一套礼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后来仲雍作了很大的变易，不仅在外表上断发文身，还起了一个字“孰哉”——吴语中可理解为“熟了”。正是因为他完全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融入了当地社会，才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泰伯和仲雍在吴地成立了一个小国，“自号勾吴”。勾吴的涵义是什么，许多专家学者作了许多考证，或认为是勾国与吴国的合称，或认为是延用了先吴族的族号，或说勾只是夷语的发声词，或说勾是实词，勾、工、攻都是干的音变，勾吴即干地之吴。一时众说纷纭，迄无定见。但我们只要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结就容易解开了。起初勾吴只是泰伯和仲雍的自号，但当地的荆蛮人闻知后，义而归之，“共立以为勾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世家）这意味着勾吴是一个周人和荆蛮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他们找到了一个土著词语，用周地的文字书写，读音和含意都很相近，便很快得以流传——采取这样的办法是最容易得人心的。

  勾吴一词当有勾画鱼纹、文身之意。早在六十多年前，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曾经从字形、字义、字音等三方面，对“鱼”字和“吴”字作过考证。他认为吴字像鱼形，吴和鱼是相通的。吴人把鱼纹刻划在身上，与他们的图腾信仰有关。他们“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当时有许多人说他论据不足。但是今天这样的例子便容易找到了。周庄太史淀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皮陶壶的壶肩上，镂刻着一个原始字符，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副清晰的鱼骨，是一条抽象的鱼。同时它又是一个“吴”字。它确凿地证明，在先民的眼里，吴就是鱼，鱼就是吴。直到今天，在吴方言中，吴和鱼的读音仍然是不容易区分的。

  数千年来，龙衍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龙，就是以闪电与角兽类、鳞甲类、蛇蝎类和凤鸟类图腾氏族等等，汇合成的一个强大部落的族徽标志。其中当也包括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龙是多源的。吴人的龙，是鱼的神化，或者说是神化的鱼。他们不仅在陶器上刻划鱼纹，还用鱼形文身，以像龙子，认为这样就能避开蛟龙（扬子鳄或蟒蛇）的伤害了。

  泰伯、仲雍奔吴，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以鱼为图腾的勾吴国，被载入史册，成为吴文化（鱼文化）的始端。从中我们不能不看到，任何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所谓源和流也是相对的。恰恰是在地域辽阔的中华国土上的文化融合，从文明萌发之际就已经开始了，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融合的潮流阻挡。
一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记载，吴君自泰伯（太伯）至寿梦一共有19世，“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但是在泰伯和寿梦之间除了世系之外，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记载，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促使我们在拓宽思路、转变观念的同时，逐步廓清弥漫于史实之上的迷雾。

  吴文化，一般说来，它的内涵是指商朝末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为止，大约700年间在吴国范围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尽管专家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对吴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界定有所争论，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始。

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先从地理空间分析，自黄土高原的岐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打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了。而他们竟然从自幼生活的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历代皇朝的统治中心。这一事实却在卷帙浩繁的旧史料中被偷换成了“文化中心”，且是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由这个“文化中心”单向发出的信息，替代了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司马迁当年正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事实上，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起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是熠熠闪亮的满天星斗，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试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呢？早在五千多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又为什么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呢？

  那么，泰伯奔吴究竟原由何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普遍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文化的凝聚力是无法低估的。

二
  让我们看看泰伯奔吴时的历史背景。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到了季历继承周太王的权位时，周国渐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

  而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但是不要忘了，考古实践告诉我们，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可是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有着蓬勃生命力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连续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灾害群发现象。尤其是洪水泛滥，肆虐天下，给先民们筚路褴缕、苦心经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连续二、三百年间，特大的洪水、持续的严寒，使自然生态严重失衡，这不能不影响到文明初始时期的人类的发展。业已高度繁荣的良渚文化，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然而祸不单行，在洪水侵袭的同时，战争又降临到先民的头上。《史记·五帝记》中有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黄帝先是五战五不胜，后来与炎帝联合起来，倾尽全力才将蚩尤战败并擒杀之。许多专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正是创造了良渚文化的吴越先民。黄帝战败蚩尤后，蚩尤部落的成员有很多人当了俘虏。前秦王嘉在他所著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鲁之地在何处，难以考证，有北之乡当指北方高寒地区。七十年代，陕北延安碾庄曾经发现一批良渚式玉器，与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专家说，这很可能就是被皇帝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集团的遗民所遗留下来的器物。在古史传说神奇的外壳下，包含着的是真实的果实。

良渚先民遭受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尽管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远比黄帝炎帝拥有的文化先进。不过，蚩尤部落集团失败后，他们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以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所融合。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就是明证。

  太湖流域在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明显带有文化低落期的特点。它继承了良渚时期的文化面貌，但是没有发展和进步。它无法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而中原商文化因素，却在马桥文化中渐渐呈现出来，不难看出它蓬勃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至此，泰伯奔吴时太湖流域一带为什么是荆蛮之地，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去往落后贫困地区，应该有着较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三
  多种文化成份的融合，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也是它的幸运。

  追根溯源，这却是从泰伯和仲雍奔吴开始的。他们使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太湖文化）得到了交融。

  如果不是我的妄自揣测，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上流淌的是良渚先民的热血。尽管迁移到黄土高原、渭水流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良渚人与当地人已经同化，可是太湖之滨这片丰沃而神奇的土地，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那被今人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的人工堆筑大祭台，以及许许多多闪烁着无穷智慧的玉石礼器，在先人们的声口相传中，始终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个血性男儿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泰伯、仲雍没有理由鄙视荆蛮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在大禹治水以前很多年，这里曾经是如何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更何况，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土，是他们“根”的所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历尽艰辛，前来寻根——寻根或许是一个现代的名词，可用它能解释原始的举动。

  考古学家们对黄淮平原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上的归属，有过争议。他们认为这与当时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的流动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种人群的汇集与流徙则与这一地区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我们不应忘记‘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这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见韩榕《海岱文化区刍议》，《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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