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民进党每逢“2·28”一定会强力纪念，并藉此巩固政党理念与正当性外，近年来，国民党对“2·28”也积极纪念，使得每逢“2·28”各式各类的*造势活动就充斥台湾民间，各有立场。
文/特约撰稿员 杨素
1947年2月28日，由于当时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与大批国民党官僚、驻台军队的施政，引发台湾人民反弹而萌发民变迹象，国民党军为镇压不满情绪，调集大批部队登台扫荡，爆发了让台湾人民深恶痛绝的“2·28”事件，至今还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
半个世纪后，包括陈仪深、张炎宪、李筱峰3位常被认为偏绿背景的学者，接受“2·28”基金会委托，考察“大溪档案”等机密资料，近日做出“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以官方身分正式推论：蒋介石要为“2·28”事件负最大责任，是最大“元凶”。
如此明确的定案，立刻引发外界争议。有学者质疑，在欠缺充分、直接证据能证明蒋介石直接下令镇压、规划的情况下，这篇报告不但相当大胆，也似乎“太过于情绪化”。国民党反驳，相关学者只出示有利于自己解释的史料，却故意忽视同属大溪档案内容却不同的史料，显示这份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只表达了撰写报告学者的历史观是“为*服务”。
身为蒋家后代的国民党“立委”蒋孝严则表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选择在“2·28”前夕公布这份报告，动机可疑，而报告刻意遗漏部分史料、扭曲事实，对他的先人造成伤害，因此要求基金会和报告撰写人陈仪深须尽速道歉，否则他将提出控告并求偿新台币50亿元。
“2·28”纪念成*秀场
根据台湾官方的正式说法，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而肩负接收治台重任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因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官纪败坏，产销失调，加上物价飞涨、失业严重，让台湾人民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27日上午，烟酒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禁缉私烟时，打伤年迈女贩，围观者群情激愤，查缉员开枪示警却误杀路人，激起民愤。
2月28日上午9时起，台北民众群起游行示威、罢市，冲入今重庆南路的烟酒专卖局台北分局，捣毁设施，造成一死四伤。随后约四五百人并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因为当时台湾米粮严重缺乏，还要运往内地，早引发台湾人民不满，因此不少民众当时误以为公署有食米可领，纷纷聚集，尚未到公署广场前即为士兵举枪阻挡。不久民众遭士兵枪击，死伤数人，点燃全面抗争怒火，引发省籍冲突。当时有许多外省人士均遭波及受伤、死亡，台湾人号称“打阿山（外省人）”，对立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全台紧张气氛一触即发，由于国民党军队人数不足，立场一直相当保守。原本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改革要求。根据官方的评述：不料，陈仪“颟顸刚 ”，一面协调，一面诬指士绅为奸匪叛徒，径向南京请兵。蒋介石闻报后即派兵来台，21师师长刘雨卿于3月8日率部登陆基隆，军事行动开始后导致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即“2·28”事件”。
在国民党的长期压制下，这股对“2·28”不满的情绪持续发酵了几十年而未发。到李登辉就任台湾领导人后，突然爆发开来，也为所谓的“本土意识”、台湾人的悲哀提供了强力的支持。除了民进党每逢“2·28”一定会强力纪念，并藉此巩固政党理念与正当性外，近年来，国民党对“2·28”也积极纪念，使得每逢“2·28”各式各类的*造势活动就充斥台湾民间，各有立场。
1992年：国民党执政时期做出第一份官方报告
李登辉任台湾领导人后，曾为国民党在“2·28”期间的作为道歉，同时成立了“研究‘2·28’事件小组”，于1992年撰写出第一份官方报告《“2·28事件”研究报告》。
经一年时间调查，大量参考官方第一手资料，研究小组提出了厚达400多页调查报告，甚至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George H. Kerr所捐赠的“2·28”事件档案、英国公共档案局的淡水领事馆档案，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等。
根据这份报告分析，陈仪虽有图治之心，事变发生初期也希望以*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发展已非个人所能控制，才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但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依法执行绥靖任务，导致军警以报复、暴力手段对待台湾人民，并扩大打击面，引起台民惊恐与怨恨。
报告并援引资料指出，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事件详细报告，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飞南京面陈细节。特别强调事起后，“*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乘机鼓动，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夺取枪械，包围县市政府”，“可知其绝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所以“严加惩治应无疑义”。因此也导致各地精英后来纷遭逮捕和杀害。
至于时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柯远芬，在事变初即以“阴谋论”认定所有相关活动，号称“宁可枉杀99个，只要杀死1个真的就可以”。待分化、炒作以致事件扩大后又予以严惩，用心不当，甚至曾遭奉命来台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驳斥，认为柯远芬“处事躁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悔改”，因此建议将柯氏撤职处分、以平民怨，却未获蒋介石同意。
而事变发生时担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断然镇压手段导致南部事态不致扩大，甚至引发军人无差别扫射，造成民众大量伤亡，“明显有疏失可议之处”。报告也指出，彭孟缉出兵戡乱后曾电报陈仪，却受陈仪指责，陈仪指出“台湾问题应由*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二日起，全部撤回兵营，听候善后解决”。但彭孟缉顺利镇压高雄民变并再度解释后，陈仪又改变态度。报告也质疑，事件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竟继续拔擢彭孟缉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更造成民间恐惧与不安。
报告质疑，在台情治人员如军统、中统等，均渲染事件的严重性，指称参与者并非单纯要求*改革，而怀有叛国、独立、夺权等重大阴谋，同时夸大外省同胞伤亡，及暴动者人数。终于导致蒋介石派整编第21师来台平乱，但报告也提及，蒋介石虽再三严令不得对台民施加报复，然属下终未能遵行。
报告强调，蒋介石当时身为国府元首，对叛乱活动，自有派兵镇压职权；但问题在于，当时台湾人民充其量是为求高度自治，并无反叛之意，蒋介石无暇查证，过度信任陈仪，有失察之疵。其后报复、违纪事件频传，蒋介石也终未能防止弊端发生，甚或惩治失职者，以平民怨，遂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
新版责任归属报告：
蒋介石是元凶
14年后，2006年“2·28”前夕，由官方组织的“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公布了《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台湾国史馆长张炎宪说，他与陈仪深、李筱峰、薛化元、黄秀政及黄茂荣、陈志龙等多位学者，于2003年底展开研究，今将公布研究结果近600页，也是70年来“2·28”事件最重要文献之一，将“2·28”事件历史意义做出总检讨。报告出炉后，向国民党求偿将是未来重要方向。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也指出，国民党既然有庞大党产，就应该做些事以示负责，例如全面公布档案，捐钱兴建一座国家级纪念馆，对促进台湾社会和解有直接效益。同时已有民间团体计划向国民党提出民事诉讼求偿新台币50亿元。
整本报告主要的论据分成三大部分，包括南京决策阶层的责任、台湾军政层面的责任、事件相关人员的责任。几乎所有国民党与亲国民党人士都在报告认为应该追究责任的范围内。
负责“南京决策阶层”责任部分的陈仪深指出，根据“大溪档案”内99件电报、手令、公文，都可以证明蒋介石不但派兵，也在整个镇压过程，掌握状况，并下达指示，事后并包庇陈仪、彭孟缉、柯远芬等明显应负责任的人士。陈仪深说，从“大溪档案”资料发现，与当时党政军特有关的电报函件共9份，虽然蒋介石在3月10日一项公开谈话中，并没有讲到他指挥“2·28”，但南京政府在3月5日派兵的电报，手令上签有“中正”二字；在镇压过程中，蒋介石还交代陈仪必须“优先恢复交通”以及“基隆、高雄很重要”等，显示蒋介石了解整个过程，还下达指示，因此从责任归属来看，蒋介石就是主角，人虽然不是蒋介石直接下令杀的，但兵是蒋介石派的。
报告中指，第二层应负责任的人士是彭孟缉，他在3月6日挥兵南下高雄。
报告还指出，根据1992年一批“中央社密电原稿”显示，当时半公开、半内参的报道，几乎完全站在陈仪政府和军方的立场。电文中不断出现外省人被殴打消息，社会实情或是民众感受如台湾人被枪杀等消息则被忽略。报告并公布当初密电文，文中提及：“哀哉台人，连日政府忍辱商谈均无效果，非武力不足以制服，岂亦日本帝国主义者之过矣？！”并说，“今日局面之突然好转，系由于市民首次自动要求恢复社会秩序，而市民有此要求，则又系由于惧怕政府增兵屠杀。因此，增兵之效果，昭然可见矣。”所以，如要追究媒体责任，最应该追讨当时国府训政统治体制下中央通讯社的责任。因为中央社不仅未能提供真实民情，甚至还建议派兵。报告点名称：当时隶属国民党的中央社台北分社负责人叶明勋，向南京政府发出内容偏颇“密电”，才促使蒋介石做成派兵决定。
受邀参予报告撰写的台大法律系教授陈志龙也指出，“2·28”事件属于政府犯罪，按德国刑法惯例，*犯罪没有时效限制，法理上可追诉当事人责任，应由“立院”修改刑法，或由“立委”提“2·28”事件审判条例。“2·28”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也表示，将协调教育部将“‘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列入教科书，让真相进一步厘清。同时由“2·28”基金会负责的受难者及家属补偿作业，已于2004年10月7日截止受理申请，尚有零星案件在审理中。10年来，已有9000多人取得补偿，发出70多亿元补偿金。
责任归属报告引发争议
报告公布后，陈水扁率先表示，“2·28”事件是台湾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还原历史真相，可以建立社会正义、互信互赖的基础，而台湾社会对历史反省不够深刻，大众普遍认为受难者家属已得到金钱补偿，反而忽略更深层的“2·28”历史真相责任。绿营同时积极策划纪念活动，以“追思‘2·28’、展望新国家”为主轴，并以此推动“废统”等主张。也有民进党“立委”说，既然“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直指蒋介石是“2·28”事件最大元凶，台湾的国际机场名称就不应再纪念蒋中正，“交通部”应提报“行政院”，修改机场名称，达到国际宣传效果。
相较于民进党力挺研究报告，社会各界却引发多方面争议。例如报告点名当时中央通讯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须负责任，而叶明勋说，自己从事新闻工作70余年向来秉持诚信原则，当年虽是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但并非每篇稿子都过目，而是由编辑直接发到中央社南京总社，而他没有印象看过这次“2·28”研究报告所指的中央社稿件。叶明勋表示，遗憾该调查发布前未与他联系。
同时学界也对研究报告的评价不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力主张，相关议题应沉淀为学术议题，而非*议题，也暂时不宜放进教科书。更有学者强调，历史是要明确呈现而非判断，所以不宜用“元凶”等情绪化字眼，同时从多方面去看这段历史，才会比较客观。
国民党自陈该道歉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强调，还原历史必须忠于事实，不能戴着“有色的*眼镜”检视历史。这次为纪念“2·28”事件59周年，国民党也将邀请受难者参加纪念仪典，并与凤凰卫视合作，发表“春蛰惊梦—‘2·28’还原纪事”访谈纪录片。国民党并将在党部外风水墙上，为巨幅廖进平、宋斐如两位具国民党籍的“2·28”受难者肖像揭幕。国民党智库则发表由杨渡策划“还原‘2·28’”新书和纪录片，同样以当事人口述历史方式，还原历史各个方面。
纪录片中也提及例如台籍耆老林献堂在本省人报复外省人的冲突中，以自己性命为严家淦担保，强调“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负责统筹纪录片的凤凰卫视制作人游本嘉表示，纪录片想还原“人”在乱世的珍贵价值，尤其是不分族群之间的互助；更彰显“2·28”事件的本质，不是族群冲突可以简化。
因此关键在于，不管蒋介石是否是元凶，国民党都该道歉，为当时杀害台湾人民的行为道歉以及赔偿。只有了解历史真相，不要扭曲事实，才能真正厘清“2·28”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不过台湾各界泛*化的结果，常使得各种观点、史料遭到扭曲，各自寻求有利于己方的论点，无疑最后只会把这种仇恨的种子继续散播下去。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责任无可回避，但能否拿出足以说服所有人的科学论据，确证蒋介石在镇压行动中犯了无可推卸的错误，或下令血腥镇压，则是另一回事。
追求正义时，必须拿出更多的历史证据而非*图解，才能让后人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而不是把历史当成一条绳子，用仇恨与偏见把人们紧紧系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