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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现代*家，未曾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但是，在他的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广泛批评的背景下，孙中山之所以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定的肯定，并有所借鉴，主要是因为他深谙西方文化的弊端，知道中国完全效仿西方行不通，同时还因为他是一位注重现实的*家，为了革命的成功，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精神力量。
一、“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
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的童年是在家乡广东香山县度过的，期间，他曾“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但是“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13岁时，即1879年，他随母到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看到轮船之奇、沧海之阔，于是便有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对传统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少了，以致于对中文都有些隔膜。
1886年后，他先后在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他潜心学习中国经史之学，独好“三代两汉之文”。1894年，随着兴中会建立，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兴趣大增，并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革命的理论依据。他所制定的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其实就是古代“夷夏之防”、“华夷之辨”观念的发挥。在之后谈及革命的目的和理由时，他也多次指出，之所以要“建旗倡义”，就是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他认为，共和政体虽然是西方的，但是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文化根源，即所谓“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鉴于中西文化各有优长，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暗合之处，他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在发动辛亥革命和创建民国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在借鉴和引用传统文化时，并不是很准确，甚至带有“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痕迹，可是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复古主义者不同，他没有为传统文化所束缚，而是主张“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被古人所役”。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在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反思其中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上束缚人性。比较古今，孙中山认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性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自从专制政体建立后，国人追求文化进步的积极性就大为减小，“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
其二，崇拜古人，泥古而不通今。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原因，孙中山发现二三千年以前，古人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而近人却是泥古而不通今，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这样就造成了国人崇拜古人的习惯，“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其三，孤立自大，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考察中国及其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孙中山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在亚洲的地位的确是“无有与之匹敌者”，但是恰恰是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助长了中国的“尊大”心理，以致于中国“从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取材借助之处也。”这样便形成闭关自守之局，养成孤立自大性格，致使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孙中山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落后原因的分析，固然不是很全面，但是总体上还是切中肯綮的。特别是当他意识到中国文化还不是很先进，还有很多不如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便产生了变革传统文化的心理，一方面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在现代条件下做出新的解释，如在谈到古代的修、齐、治、平思想时，他就特别强调人格修养与公民道德之间的关系，主张在民主*条件下，国民应该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呼吁中国要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三、“激扬新文化之波浪”
同对待传统文化相关联，如何对待蓬勃兴起的新文化，也是孙中山思考的重点。由于孙中山曾长期旅居海外，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深谙西方文化的弊端，因此，曾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过批评，认为“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排斥旧道德是不可取的。但是若以此为由就断定孙中山是反对新文化的，则是很片面的。因为，孙中山作为一位*人物，不仅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宣传者和实践者，而且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1920年1月29日，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他就明确表明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赞赏态度，在他看来，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而新文化运动振聋发聩，触动人心，影响深远，“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他号召国民党人建立印刷机关，创办刊物，并宣称此举旨在“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五四时期，孙中山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却并不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道德，这是当时他在文化方面的基本态度。他的*领袖的社会角色，使得他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现实得多。为了凝聚人心，推动革命成功，他有理由对传统文化采取温和态度，也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发动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力量。（张卫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