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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他说，李志绥的那本曾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描写主席逝世那段全是骗人的。
初见主席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医疗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李志绥是中南海的门诊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王新德情绪激动地回忆，“李志绥那本书很多是假的，胡说八道，我看过。”
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
“主席躺着，我仔细地做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从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进入了老年阶段。他年迈体弱，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记者探问主席究竟是因什么病病逝的，王新德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说，我说干嘛？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
不过，记者通过可信赖的知情人———毛泽东另一位保健专家徐德隆教授口中得知，主席在神经性疾病方面患的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在神经性疾病领域里，这种病历来有“伟人病”之称。对于这个病，直到今天，原因还不十分清楚，也缺乏有效的治疗。
主席临终一刻
后来，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就连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食嗓子就呛。医护人员和厨师精心为主席配制了鼻饲，护理人员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饲注进去。毛泽东的肺心病不时地发作，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医护人员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气管。“他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两侧髋骨都长出了褥疮，可以想像难耐的疼痛。”
1976年，对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爆发，一个个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又受到一次次严重打击。
这年5月以后，主席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6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病情刚刚趋于平稳，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朱德逝世、唐山地震的消息一个个传来。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
1976年9月9日0：10时，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主席去世的前几天，王新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头脑还清晰，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据了解，主席当时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想说说不出，后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三个道，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会儿，只见他握着铅笔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头上轻轻点了三下。于是，有人想到了他说的话是与“三木”有关，就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他微微点了点头，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主席—直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
“尔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疗监视器上发现心脏有些异常；他再度进入弥留状态，当时气氛紧张。我—直在现场值班，高度警惕地观察、注视着，不时地检查身体。”王新德对当年抢救主席的现场记忆犹新：“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卧室外的走廊里交班，我发现主席血压下降，药物—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当时情况很紧张。在走廊上，其他医护人员正在讨论主席病情，我赶过去对交班的人说，你们别讨论了，主席的血压难以维持，快进来吧！”
不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两下，上下跳动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水平线。“医务人员迅速对主席施行紧急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主席来说已无济于事了。”王新德教授否认有关资料上讲当晚主席对身边护士说过“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之类的话，也否认当时给主席服用过安眠药，“我自始至终在现场，当时主席怎能说话？吃没吃安眠药，可找当时的护理记录证实。”
“最后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等宣布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摘自《触摸红墙———走近伟人身边》吴志菲等/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