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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从“美丽”开始
记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彩色电影，好像是新闻简报，《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绚丽的画面，一簇簇鲜花，少男少女灿烂的笑脸。尤其是您，一袭中式旗袍，美仑美奂的形象和高雅气质，使我年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少年性别意识的最初顿悟。今天有幸当面问您：年轻时很美吗？
王光美(笑)：美？谈不上，只能说还比较顺眼吧。我母亲很美，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瞧我，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
听带我的王妈说，小时候我还是人见人爱的，皮肤洁白，模样特逗。
记者：您的名字中有个“美”，是父母对您的美丽希冀？
王光美：那是望文生义。我父亲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1921年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美国公干，所以我的名字中就有了一个“美”字。我六哥王光英，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记者：“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
王光美：我哪是什么校花。我从不知道我是校花。我在辅仁大学读物理研究生，倒是听说辅仁大学有一个叫范繁的被称为校花。她是化学系的，会说法语，父亲是大学校长或是校务长，她的面部轮廓很符合审美的标准，人在社交圈子，也很活跃。
※ 与少奇主席的“缘份”
记者：常听人说，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咫尺不相逢，当代很多年轻人更是把爱情归结为一种缘份。您和少奇主席的相爱是不是一种缘份？能谈谈你们相识相知的过程吗？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记者：和谈破裂后，您去了延安？
王光美：我是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延安的。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总，朱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这是缘份吗？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您和少奇年龄差距那么大，又不是原配，家里人反对吗？
王光美：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做主张。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
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
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记者：您与少奇主席的爱情产生与对他尊敬有关吗？您最看中少奇主席的是哪一方面？
王光美：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党员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条件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党员真的很难。
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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