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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贪图分外的好处，自己服务的对象也是尽力盘剥的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法律法规，尽可以商议变通。对人的基本行为的预期已经与腐败的想象掺和在一起，密不可分。
[一位厨子的故事]
先从齐如山在京师同文馆的经历说起。同文馆是为培养翻译而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齐如山19岁时由翁同龢“交办”入馆，在馆学习约5年。
齐如山进馆前，就对这家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非常熟悉。他哥哥竺山已经由李鸿藻保荐在同文馆就读，馆里各种情形都是家中谈资。洋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只负责教务，并不能引起艳羡。管理馆内各种不动产的4位中国提调官，才是令人眼红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结婚，很多人还是有科名、着官服的文官，他们精明世故，立即注意到提调官是肥缺：同文馆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回扣。
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是一顿1两银子，定得极高。学生吃饭一桌6人，每桌饭菜合6两银子。照市价，6两银子的酒席可以上大盘大盘的燕窝鱼翅，而同文馆的餐桌上只是有些鱼肉罢了，一桌开销恐怕不到2两银子。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等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200两银子，合4个大元宝。这笔款子中小部分大概是孝敬提调官的，其余都被于八鲸吞。就这么一个普通厨子，已经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钱肯定是从学生伙食津贴里克扣下来的。齐如山写道：“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
回忆录中还有一些与厨子于八相类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地位不高、收入高。一种是部院衙门里的杂役，统称经承。他们见到级别最低的官员也必须站立，但是他们经办具体事务，握有实权，人人要往他们手里送钱行贿。例如经承中的书办，熟谙《大清律》，善于立名目，找条例，不论办什么事，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一支笔，各级官员只有在他们起草拟定的文稿上书押署名的份。
另一个横财不断的行当是炉房。各省交解户部的帑银运到北京后，先要交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地方解运宫必须补足。于是炉房时常借成色低来敲诈，补交的银子则由炉房与银库的工作人员分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政府税源流失，无所作为。在无数票号、钱庄和私营银行的包围下，财力单薄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维护不了国家最基本的利益。
那么“先生们”（对同文馆学生的称呼）的又如何呢?他们一进馆每月就有“膏火银”3两，这是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再加3两。齐如山入馆两三年后每月有12两银子的进账，那时翰林做家教，月工资也只有8两银子。同文馆学生待遇从优，纪律却十分松弛。不少学生在馆里挂个名，一个月去取一次膏火银，虚掷光阴。难怪入馆也要夤缘奔走。学业则无人认真查问。据说有一名学生俄文学了13年，总算把字母表记住了。
齐如山对他昔日的馆友，似无好感。他们中不少人自由散漫，多市井习气。有人擅自把餐桌上的白糖、鸡蛋带回家，厨房不得不多加提防，学生见状就使泼耍赖，手法多端无耻，几难置信。有的常逛窑子，半夜回到馆里就叫开饭，给厨房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馆方决定建饭厅集中就餐，竟有学生以自由的名义强行抵制，即使后来勉强去了，还继续使###insertAD###出各种花招与厨房方面恶斗。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听任炭火烧着，也不加水，硬是把火锅锅底烧化。一天晚上火锅烧化了30几只。需要添饭，就远远地把空碗往厨子身上扔去，接不着就砸在地上，餐后一地都是破碎的瓷片。他们越是不顾脸面地吵闹，厨房经营成本越高，越吃不到燕窝鱼翅。使读者感慨的是，学生的行为体现不出是非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不会据理力争，更不会犯颜直谏，满肚子只有破坏性发泄的能量，一举一动依然是主我自私，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所憎恶的于八们同出一源。整个社会吃回扣已成惯例，学生的怨气仿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么多的好处，居然被你于八拿去了，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来吃亏！难以想象的是学生中绝大多数已经是有科名的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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