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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师、曾国藩师傅的道德理想国
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彻底催醒国人，相反，在文化思想领域，理学之兴盛，似乎为内忧外患的朝廷找到了救命的稻草。
在理学复兴的最初几年，即咸丰皇帝在位之时，理学家们的迂腐，也曾经遭到讥讽和怀疑。但到了平定太平天国之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书生建立奇功”，由此也导致理学家被重用。倭仁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被请进朝廷的，并获得了至高地位。他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充同治帝师辅导圣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作为皇帝的总师傅，有一天，同治犯了小错误，倭仁谏之不听，乃上奏皇太后请加训责。正在起草奏文的时候，小皇帝大哭曰：“师傅饶过此次，嗣后不敢”，倭仁见其悔意甚诚乃罢。又有一次，倭仁遇太监抬一箱子进入宫廷，问是何物。太监答以梨园戏具。倭仁曰：“皇上冲龄，岂宜以此导之”，即上疏切谏，两宫嘉纳命毁之。倭仁的严肃教学，在当时朝廷内起了典范作用。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与倭仁既是朋友，更像师徒。倭仁教育曾国藩写日课。曾国藩得其真传，声称要“新换一个人”，并列了一个课程表：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从曾国藩的功课，可以看出倭仁是如何坚持自我修为的。
但是，这两位师友，为什么在后来的应对外来冲击中，竟然走向不同的道路呢？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在程朱理学之外，还兼习经世致用之学。而倭仁一直在京为官，没有在实践中运用其理学对抗洋枪洋炮。
仔细究之，倭仁的保守思想，其实是退居心理最底线的一种捍卫，而不仅仅是一种排外。倘使所有的士大夫皆采取洋务思想，无异于中国学人的集体投降。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倭仁的思想和行为，起着鲇鱼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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