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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长征初期，是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一员。紧要关头，他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全权指挥军事。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重组，周恩来仍列军委主席团。长征期间，一直是党的重要军事领导人。
■周秉德：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孙子沈人骅的夫人。
走在“长征”队伍中，年近七旬的周秉德不多声响。和人说话，也总是柔声慢语，笑容谦和。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她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伯父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讲过去的事，也包括长征。”但周秉德却清楚记得伯父的教诲，“很多人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只是个幸存者。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0年后，周秉德终于踏上了伯父曾经走过的这段路。
1934年，身兼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明白，为了红军的前途，现在他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于是，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每到一处宿营地，他的油灯往往彻夜不熄，各种重要的事务大都由他亲自处理。他的行囊中只有简单的个人行李，两条薄毯，一条床单，几件替换衣服……
湘江之战，一向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第一次同李德拍了桌子，甚至震翻了桌上的马灯。周恩来发怒，让博古也不好再出面袒护这个把红军置于危难之中的*国际的代表。
从那时开始，长远的命运就悄悄改变了。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开不起来。”
12岁，第一次见周恩来
北京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大杂院，那是周秉德一家1949年搬到北京的住所。此前，她一家人一直在哈尔滨和天津生活。
“两间小平房，不到三四十平方，厕所在外面，也没有厨房。我们家有6个孩子，这么小的房子完全住不下。小再加上西晒，夏天热的时候，弟弟妹妹身上常起满痱子。”
当时干部分房是根据职位高低来决定的，由于周恩来对弟弟单位的领导早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尽量少，不能因为他是我弟弟，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同宇的职位只是仓库管理科的科长，所以分到的住房也就非常小。
父亲的身体不好，孩子多，生活负担较重。邓颖超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让弟弟的3个大孩子———12岁的周秉德、7岁的周秉钧和5岁的周秉宜住到自己家来。
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周秉德至今历历在目。
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把侄女拉到身边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这是周秉德第一次看见伯伯的脸。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来说：“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伯父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说话，让12岁的周秉德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变成了“总管家”。他要考虑带走不多的机器设备，鼓舞已经低落的部队士气，对于各个师、团有多少人员、有多少*大多记得，对远征和留下干部的安排也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受伤的陈毅需要手术取出碎骨，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
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肝脓疡，邓颖超来看望他，竟然从他的毛背心中找到了170个虱子。高烧40度让周恩来经常陷入昏迷。毛泽东说必须把周恩来的体温降下来。没有药，陈赓想办法找来冰块冷敷，终于挺了过来。
当时十几名战士轮流为周恩来抬担架，其中一名战士杨立三甚至磨破双肩。几十年后，当已是总后勤部长的杨立三因病去世，顾念旧恩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执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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