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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阅读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批示信函，不但能从中汲取智慧，对“官职排位”问题也不无启发。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毛泽东生前给领导人的信函中，对领导人常常有排名次序“颠倒”的情况。
比如，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中央领导人关于“*艺术”的重要意见就是一例。信函的收件人是这样排列的：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关于*艺术的批示对后来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称得上是对*艺术问题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然而，这么重要的批示，毛泽东在信函中为何将当时只是任中共中央*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放在首位，而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重要领导人放在次后呢？是毛泽东一时疏忽了吗？恐怕不是。
翻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年代和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示电文，这类官职排位“颠倒”的现象并不难见到。其中，在五六十年代一些重要文件、重要文章的讨论中更是常见。比如，1958年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提议新创刊的《红旗》杂志社编委名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只任编委委员，而总编辑则是官阶较低的人。其实，细想之下，又觉得并无不妥。就*艺术批示信函而言，毛泽东给6位中央领导去信特意将党内任职相对较低的陆定一放在前，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陆定一是当时名副其实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处理*艺术问题负第一责任的官员应是陆定一，然后次之并发其他领导人也是由于*艺术事关意识形态的一场重大争论，需要其他领导人的关注与支持。可见，毛泽东批示的发信收件人次序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然而，时下，有一些地方，尤其是官员在媒体见报的排名次序已成了一道潜规则的“大关”。媒体见报中，谁先谁后，篇幅谁多谁少已成了一些人尤其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头等大事”，马虎不得，颠倒更不行。在信函中，不管事大事小，不管谁分管何工作，一律以官职大小而定；在赴宴中，在集会时，更是十分讲究，“一丝不苟”。一旦在某个场合（不管学术活动还是娱乐活动），官员排名稍有违常，就有可能会让相关领导不高兴，被相关领导批评。同时，人们见到的是，某些官员只注重官职排名，往往忽视了实际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解决。这就证明，在名与实的问题上，一些官员搞颠倒了，这是需要吸取教训的。
特别在意官员排名次序，说到底是一种“官本位意识”使然。官员一旦染上这种陋习，脑中想的是高人一等，眼睛望的也是名利，其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2006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在《谁误导我们跟着错觉走》一文中谈到这样一件怪事：作者认识一位省部级官员(他不认识作者)，先前是一所高等学府的负责人，主管某个省的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有人问他在地方与高校工作有什么最大的不同，那位领导实话实说：在高校工作的时候，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有学者、教授站出来质疑，而在地方上发表讲话，几乎全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不言而喻，是“官本位意识”使一些人们眼蒙耳聋，对群众的呼声，对现实的状况看不见听不到了，以至于将“没有一个人反对”当成是自己完全正确。这样发展下去，必然是与沽名钓誉同流合污，也必然是脱离人民群众。可见，动不动“论官排次”也是一种“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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