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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毛泽东在总结长征中党同张国焘军阀主义作斗争得出的深刻结论，也是对党绝对领导军队原则的高度概括。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在人民军队创建的实践中逐步创立的。通过在军队建立各级党组织，设立*、军事主官双首长以及建立*机关等，使党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使军队牢牢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完成党的*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国*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建立，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牢固掌握的历史性飞跃，从根本上铲除了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产生的土壤，军队真正成为人民子弟兵。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初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后，在军队领导制度上即照搬苏军建军初期的做法，在红军中取消各级党组织，实行*委员的全权代表制度，把对部队的领导权交由*委员个人。这是博古、李德能够在军队中飞扬跋扈，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也是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家长制统治的组织原因。张国焘利用所赋予的“全权”地位，培植个人势力，恶争个人兵权，军阀主义膨胀。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以人多枪多为资本要挟中央，最终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中央当时就认为：张国焘之所以搞分裂，不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因为他的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
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斗争及红军长征胜利告诉我们：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对党绝对领导军队的任何怀疑和动摇，都可能出现严重后果；军队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其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西方敌对势力极力推销“军队非党化、非*化”和“军队国家化”，其要害就是要我们党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斗争及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党和红军经历洗礼；被王明教条主义者废止的党委制，在遵义会议后特别是在长征后以不同形式逐步恢复起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基本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可以说，长征铸造了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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