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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秘密“武器”，可是博古、李德不会用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二局成立后，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连续突破了3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入湘南。此时，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军情为：国民党军队忙于追堵红军，湖南中部尚未形成堡垒区，相对空虚，而在西面的湘江地区，几乎已经形成了口袋状的第4道封锁线。针对这种情况，获知情况的毛泽东建议北向湖南中部挺进，彭德怀主张向北进军湘潭、宁乡、益阳，避开敌人的追堵，调动敌人到湖南歼灭之。可是当时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负责指挥红军作战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听不进任何意见，顽固坚持到湘西去和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硬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结果打了大败仗。红军在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第4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损失5万余人，占总兵力的58%以上。
黎平转兵，秘密“武器”初显锋芒
蒋介石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他清楚贵州方向国民党军布防薄弱，于12月2日，蒋介石将其5路“追剿”军改为两个兵团，企图将红军在诱往湘西的路上聚歼，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击红军西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然固守其事先制订的战略计划，于12月3日命令红军西进龙胜，准备尔后北上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局委员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转移，提出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建议。虽然会议进行了激烈争论，但博古、李德坚持同2、6军团会合的计划。
12月12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当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同时，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坚定了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2月16日，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证明国民党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的途中。
12月18日，中央*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主张转兵贵州。会议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虽然博古等想继续坚持原议，但在铁的事实和准确的情报面前，大多数同志支持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四渡赤水，秘密“武器”指敌“死穴”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中央决定红军向黔西北运动，力图抢在川军尚未部署完善之前强渡长江。1935年1月29日拂晓，中央红军3万余人向西一渡赤水后，毛泽东见长江以北已有敌军重兵防守，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令部队西进至扎西（今云南威信）。2月11日，当各路敌军纷纷拥向扎西时，毛泽东见黔北敌兵力薄弱，出敌不意地指挥中央红军向扎西东进，于2月18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这时军委二局及时向军委提供了截获的准确情报，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即决定乘川军和吴奇伟部未赶到遵义前，对娄山关之敌予以打击。2月25日，红3军团等部发起娄山关战斗，将敌6个团击溃。2月26日，毛泽东又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吴奇伟部两个师的位置，判断这两个师两日内赶不到遵义城，于是命令红1、红3军团乘由娄山关溃退遵义之敌喘息未定之际，发起攻击。2月28日晨，红军攻占遵义城。当日，吴奇伟率部赶到遵义附近，随即指挥所部和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军委二局又及时将破译的敌情和吴奇伟指挥部位置报告军委。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研究了敌情后认为，川军距红军距离尚远，吴奇伟两个师孤军深入，王家烈残部已成惊弓之鸟，决定围歼吴奇伟部，命红1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指挥，然后各个击破。随即，红1、红3军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一个团残部狼狈逃出红军包围圈。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5天内，以7个团的兵力，歼灭和击溃吴奇伟部2个师、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1000多支（挺）、子弹10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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