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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宋相王安石缅怀诸葛亮北伐的史迹时，曾颇有感慨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集聪明、勤勉和忠贞于一身的那位蜀汉丞相，千年来倍受后人称颂的主要事例，便是他明知国力处于弱势，仍以“王业不偏安”的精神五次率军北伐，力求统一全国。后人每读《三国演义》以艺术手法描写的“六出祁山”，尤其是秋风五丈原一节，大都为出师未捷而巨星坠地叹息不已。不过若是研究正史，从蜀汉政权的发展战略考察，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姜维采取的进攻态势最终只是徒耗国力，应属弱势一方挑战强者的不成功案例。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在人口至少损耗四分之三后形成魏蜀吴对峙。刘备反攻荆州失败而“白帝托孤”后的蜀汉，又是三国中兵力、财力最弱和地域最小的一方。从古代军事地理条件看，割据四川的政权宜守而不宜攻，除了刘邦利用中原混战和关中分治的有利形势“暗渡陈仓”偷袭成功外，再无北伐成功之例。
从秦汉直至清初，冷兵器交锋的条件决定了陆战中关键性兵种是骑兵。狭小的四川盆地没有建牧场养军马的条件，西南的山地矮马难同北方草原上的精骑对阵。蜀军北上翻越秦岭不仅运粮艰难，进入关中平原后步兵又难胜骑兵。对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率5000步兵穿越秦岭小道子午谷偷袭长安之策，千年间兵家对其是非争议不休。若从当时的军事态势、装备和战法考察，魏延这一冒险计划确实不可行。
诸葛亮坚持以主力出祁山(今宝鸡一带)而不东进平原，许多后人常常不解。其实此举正是为发挥川兵和平孟获时收编的夷兵擅长山地战和弓弩方面的优势，封住关中平原魏军西进的喇叭口，再利用马超昔日在西凉的影响收纳当地骑兵，形成优势再东进决战。从战术角度看此策妙矣，蜀军在祁山确屡屡奏捷，然而战略决策的失误却不能用个别战斗胜利来弥补。
弱国想战胜强国，除韬光养晦发展实力外，只有抓住敌手内部纷乱时利用矛盾。228年诸葛亮率10万大军第一次北进，正值曹氏称帝不久，陇西有些地区不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复兴汉室”的号召投蜀。受惊的魏明帝御驾至长安统督大军，结果街亭一战马谡战败，蜀军被迫后撤，魏国又镇压了陇西反叛。蜀汉原有的一线北伐成功希望，就此灰飞烟灭于秦岭之巅。此后蜀汉的正确选择应是暂时休养生息，等待敌手内乱衰落。从后来司马氏篡魏和魏吴之战不断的情况看，机遇并非没有，关键是蜀国已衰落而无法抓住。
街亭之败后，诸葛亮再写《出师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连年进行无希望的北伐。他于234年病故五丈原后，继承人姜维在28年间仍北伐不止，连败连战。蜀汉国势一直走下坡路，除后主刘禅昏庸无道，兵役劳役过重是主要原因。蜀亡时户籍人口只有98万，考虑到为逃役有隐漏者，总人口也至多200余万，其养兵却在10万以上。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吴国使臣入川后回国报告概括了两句话——“入其国不闻正声，经其野民皆菜色”。翌年魏军入川，面部“皆菜色”的民众纷纷逃避，邓艾率万余步兵翻越险峻的阴平小道便能长驱直入成都城下，“扶不起的阿斗”不战而降，这恰恰是国力衰竭症最后总爆发造成的悲剧。
杜甫曾诗赞：“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这位蜀汉丞相写就的荡气回肠的《出师表》，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魅力，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瑰宝，感动了无数中华仁人志士。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诸葛亮战略筹划上的失算也不应像古人那样为尊者讳。如今的人们漫步于成都城外松柏森森的武侯祠堂，温故知新，借鉴军事谋略再观天下大势，对于丰富战略思维仍不无裨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