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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
— 兼谈唐初关于内地与边疆关系的争论 摘要:本丈论迷了后太宗李世民对河西走廊一带的经曹方略和县体举措，以及围烧这一经营活动在朝廷内部所展开的论争.文章认为，李世民着眼于经营河西、开发西北的*实践，表现了他高人一筹的远见和智慈。 关助词:唐太宗.突厥，河西走廊，争夺战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玄奖法师结侣上表，乞往天竺求经，有诏不许。当时的唐太宗，虽然志在开发西域，惟其“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为了扫清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开发大西北，太宗经历了近30年的艰苦经营，其过程不仅与国力的复兴，边帅的任用相关，也与朝廷中关于内地与边疆关系的争论紧密相联。本文欲就上述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向达先生说:“从汉武帝收河西于版图之内，一以绝匈奴之右臂，一以建立通西域诸国之走廊。通海以前二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2]这条走廊，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是绿洲之路的必经之途。隋时，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与内地互市，隋朝使者到达厨宾、史国，高昌、伊吾等国有使者人朝。 隋末唐初，分布于漠北广大地区的东突厥，支持河西李轨、秦陇薛举、朔方梁师都等割据势力，威协关中，进逼京师长安。“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131因此，唐朝(尤其是唐初)的统治者，既要巩固关陇地区，又要开拓西北边疆，而经营河西走廊，则是执行这一国策的重要环节。 武德初，由于国力未固，关陇不宁，李渊父子不得不屈事突厥，以便各个击破薛举父子及李轨等，以铲平河西、秦陇的割据势力。但是，在李渊执政的9年中，河西走廊很不安宁。东突厥从北侧多次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兰州、渭州(今甘肃陇西)、陇州(今陕西陇县)，抢夺财物，掠居民为生口。武德后期，突厥领利可汗与其侄突利可汗举国人寇，大掠朔州(今山西朔州)，袭击太原。又军趋武功，直逼渭水，京师长安戒严。居于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从南侧多次骚扰崛州(今甘肃眠县)、挑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叠州(今甘肃迭部)、都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县北)。吐谷浑的骚扰，虽没有构成类似东突厥的严重威胁，但也是去西域路上的不安定因素。太宗决心肃清西北边患，疏通河西走廊，以保障关陇的安全。 太宗曾借拒绝李渊宠臣裴寂的无理耍求之机，公然指责“武德之际，政刑纸缪”， 对其父执政时“纲纪紊乱”表示不满。他虽欲拨乱反正，但一上台就面临连续3年自然灾害。据《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太宗)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磋怨”。 反映了素来具有巨大承受力的百姓对新上台的君主寄予了新的希望。太宗的确也采取了一系列“抚民”的措施。如:并省官吏，革“民少吏多”之弊;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公;省东都之役;罢封禅之议;娠恤内地灾民及边疆受扰之民;赎回被掠之人口等等。到贞观四年(630年)，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是年，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表明内地的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人民生活趋于安定，以关陇为中心的唐朝统治已经巩固。改变西北边疆被动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 是时，中亚一带及我国新疆地区均受西突厥的统治。正当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杀，莫贺咄自立为可汗。统叶护之子睦力特勒被部众拥立为可汗，与莫贺咄相攻战。原被西突厥统治的西域诸国皆叛，西突厥无暇东顾。此时，又适逢东突厥“政乱，，，“国人离散”。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有隙，对突利实施拘留与鞭挞，突利乃表请人朝。部分东突厥部众北投薛延陀，推其侠斤夷男为首领，唐朝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颉利更加孤立，又遇严重自然灾害，“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 颉利不恤部民之苦，于贞观三年(629年)又大举进犯河西。于是，太宗派出大军，分道出击。次年三月，颉利被俘，东突厥败亡。其部众内徙者十余万口。 如何安置内徙的突厥部众，太宗召集群臣“议安边之术”，以讨论处理突厥和安定边疆的政策[61。太宗最后采纳温彦博的意见，置其部众于黄河以南的朔方之地。由于有突厥部众向西奔走，散布于伊吾(今新疆哈密)之地、太宗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破口贮粮，来者贩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从河西到伊吾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派“胡”汉互助互济的繁忙景象。西突厥所属伊吾城主，举其七城来降，太宗在其地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 在太宗即位之初，吐谷浑王伏允曾遣使来朝，使者未还，大掠都州而去。其后，为其子尊王求婚，太宗许之，令其迎亲，尊王不至。又发兵骚扰兰州、廓州，拘留唐朝过路使者鸿肪垂赵德楷。太宗遣使招谕，往返十余次，伏允仍不悔改，并大掠凉州。是时，党项酋长拓拔赤辞与伏允“腹心相寄”，抗拒官军。据《旧唐书·刘师立传》载:“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负险自固”。岐州都督刘师立遣人为陈利害，赤辞遂率其种落内属，太宗甚嘉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吐谷浑王伏允益感势孤。贞观九年(635年)，李靖等人率大军讨吐谷浑，伏允累败，穷整*。其子慕容顺来降，太宗封为西平郡王，授趁胡吕乌甘豆可汗。在关陇毗邻的河源之地，复立吐谷浑之国。可见，太宗经营西北边疆政略之要旨，主要不在拓地，而在于开通西域之路。这点，连黄门侍郎褚遂良也不太理解。 西突厥仍是唐朝开通西域的主要障碍，其处月、处密部与高昌王连结，阻拦焉香修复直通敦煌的碳路，抢掠焉奢人口，焚烧庐舍，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便者。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遣侯君集、薛万均等率军讨高昌，高昌王文泰闻唐军抵FRI口，忧惧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开城门出降。太宗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置西州，又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雅尔湖乡附近)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时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亦惧而来降，以其地置庭州(今新获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考古工作者曾对高昌、交河及庭州故城遗址作过考察，认为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有相类似之处;交河故城显然也是模仿唐长安城的布局而设置的;而庭州故城之外城可能始建于唐初。 可以看出唐朝军民曾在这里进行过艰苦的营建。考古工作者从清理吐鲁番阿斯塔那部分墓葬，所见出土的唐代带墨书题记的布、绢，即涉及河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剑南道，反映了唐代内地与西北边疆密切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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