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纸币<%=id%>

一纸钞的萌芽，唐代的“飞钱”
唐代的经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发达的时期，但是由于商品流通的频繁和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使唐代始终处于比较严重的“钱荒”状态。唐代“钱荒”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货币（铜钱）投放量的不足，铜价与币值的不同，贵胄与富家的大量窖藏铜钱都是原因，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唐时期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商品的流通交换远较前代来得频繁，对于货币总量的需求极为巨大，而此时官方的铸钱数量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了。
为了缓解严重的“钱荒”，唐代官方和民间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官方对民间私铸币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对布帛这种实物货币的认可
都是如此。尤其重要的是，在唐代民间产生了一项之前所不存在的，全新的事物，“飞钱”。
《新唐书。食货志》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段话说明，“飞钱”是一种异地汇兑的信用凭证，虽然它本质上是一种钱币汇兑的工具，还不具备货币的职能，但是却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币实体价值分离进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
唐代“飞钱”后来改由官方经营，成为朝廷解决货币危机的一项重要手段，这项由民间产生的新生事物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接受，也成为了官方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在后来的历史，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中国货币的演化史中，类似自民间产生而最终被官方所接受的事例。

二纸币的产生，两宋时期

最早的指币“交子”
真正意义上的纸钞是在两宋时期产生的，而产生纸钞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自唐以来日趋严重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的根本实质并不在于贵金属的缺乏，而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需要对货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便捷，更大基数的货币成为市场迫切的急需。
五代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各个地方政权各自铸钱行用，而四川地区由于铜资源的不足，大量的铸造铁钱做为铜钱的代用品，使四川地区成为铜铁钱兼用的地区（其他地区其实也有使用铁钱的情况，相对而言四川后蜀政权所铸的铁钱质量是比较好的，使用也是比较广的，并且蜀地铜铁钱并用的状况又和马楚政权专用铁钱又有所不同。）。宋平蜀后，大量的蜀地铜钱被运到了宋都开封，使蜀地的钱荒愈加严重，后来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缓和钱荒，但又因为李顺起义的原因停止了在蜀地铸铁钱的工作，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四川地区流通货币不足的情况，相较于其他同样也存在“钱荒”问题的地区，四川的“钱荒”尤为严重，这也成为了直接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
最初的交子是在宋咸平元年前后（998年）在民间出现的，不过在当时还只是个别和较小范围内的现象，而且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较权威的公信力支持的虚值符号会出现问题那是当然的了），为解决“钱荒”的问题，官方采取了铸大铁钱增加货币投放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量不足的窘境，民间的交子流通也就渐为减少了。然而因为钱不足的根本问题并未能解决，同时也因为铁钱使用的不便，在大中祥符四年，民间自发流通的交子又再次出现了。
最早对交子的详细记载是这样说的“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分为利”。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时的交子虽然已经具备了货币的某些特征，但是本质上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这时期的交子，事实上是由私人富户联合发行的，有相对固定的形制，无固定面值的以私人财富进行担保的代币券。由于私人公信力的缺陷，因此也行之未久就发生了信用危机，最终在官方的禁止和民间自发淘汰双重作用下销声匿迹了。
虽然由民间自发产生的交子最终归于消失，但是因为货币不足的根本矛盾未能解决，所以产生新式货币的社会基础并未同时消失。相反由于缺乏贸易中间物导致的商业萧条经济衰落愈加严重，宋朝的官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正式面世。
北宋初发行的交子，以楮纸为原料，分界发行，分界发行的原因一是因为楮纸虽然较为耐用但仍不适长期行用，二是防止伪钞的出现。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熙宁五年（1072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宝元二年1039定为五贯和十贯，熙宁元年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

钱引

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大观三年又只得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总算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
钱引在四川地区一直使用到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为南宋新的纸币“会子”所取代。

纸币的全面普及，南宋的“会子”、“关子”
关子最初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的需要，出于筹措军费的目地而印造的。商人以现钱在婺州换取关子，然后到设在临安的榷货务兑换铜钱或者盐引、茶引等，有些类似于现在先付款后取货的贸易凭证。（这里扯句题外话，大概我们现在的俗语“卖关子”跟这个有关，卖关子的意思大概是从关子交了现钱一时还看不到现货的原意引申出来的）还不能算是一种货币。其后关子又有过数次发行，基本上和最初发行的关子性质相同。
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应该是绍兴三十一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这次会子的发行，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和以前在川陕等地使用的铁钱本位制有所不同，也更有了较普遍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全境毕竟通行更多的是铜钱。
会子采用铜版印制，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三种，隆兴元年（1163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会子仍然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1166年）共印二千八百多万贯，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万贯，民间尚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贯。因为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由于人数太多以至形成挤兑风潮，惊动了宋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库所藏银钱回收会子约有近五百万，而民间尚留有四五百万继续使用流通。说明虽然发生了会子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官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维持会子的信用，加之民间也的确存在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在以后得以继续的发展。
乾道五年，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之后会子的发行数有所增加，不过由于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发程度，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维持了较高的币值。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至开禧年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七千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4700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随后南宋的财政日益恶化，奸相史弥远当权二十多年，绍定五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会子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处在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急，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豪无价值。
为了挽救几近崩溃的货币政策，南宋在景定五年决定发行"铜钱关子",是年十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成第十八界会子，然会宣布按一比三的比值使用铜钱关子。这此发行的关子，已不同于之前的关子，而是做为一种正式货币发行的纸钞，但是因为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但是缺乏相应的准备金，依然不过是一种无本虚钞，所以它的发行并未能改变南宋纸币恶性贬值的局面。在关子发行十余年后，南宋的纸币随着南宋朝廷一起走进了历史。

附金的纸币
与宋对峙的金朝也发行过称为交钞的纸币，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金朝自身缺乏铸钱原料铜的原因，另一方面金显然也是受到了宋发行纸币的影响。金的交钞起初也仿照宋制立七年为一界，到金章宗时决定废除期限永久使用，如果纸币字迹有磨损难以辨认的，可以向所属库司更换，这也是中国纸币史上首开先河的一项记录。

三元代

元代最初的钞法

元朝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时期在流通领域有一项和前代各时期比较不同的现象，那就是随着两宋贸易的积累，蒙古征战的掠夺，矿冶技术的进步，在以前还只是做为一般贵金属的白银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开始普遍的成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而元代的纸币也顺应这种变化，从原来实行钱本位的两宋纸币变成了银本位的元代交钞。虽然白银本身成为正式的货币还要等到明英宗正统年间，但是民间使用白银交易则很早就出现了，而在元代银本位的交钞发行后，白银的货币地位已经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确认。这是中国流通领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从此以后直到近代，白银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石，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蒙元政权在统治汉地的早期就发行过一些或以丝或以银为本的地方性纸币，但是正式的由中央发行的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钞面额分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虽然面额依照的是宋金惯例以钱为单位，但是实际是以白银为本，官定比价为2：1，即中统钞二贯比银一两，习惯上将钞一贯称为一两，100文为一钱，10文为一分，50贯为一锭。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为纸钞的发行主管机构，后归户部主管，地方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管理。在燕京和各地设交钞库，负责交钞的兑换，中统末至元初，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必须到官库兑换，设平准行用交钞库，负责金银兑换和昏烂钞的更兑。
中统钞不设期限全国通用，有昏烂不便使用的可到各地官库倒换，每贯收工墨钱30文；料钞下发到各钞库时随同下发相应数目的钞本银，有持金银来换钞或持钞来兑换银的收取工墨费后即按价兑付；所有的捐税课纳，交易买卖都用按官方比价使用纸钞。回收的昏烂钞都要加盖毁钞印，点数封存，每季集中销毁；制造伪钞的处以重刑，新钞发行后，原有的各种旧钞一律停止使用。这时候的纸钞，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金本位时期货币的特征，不仅成为了一种流通货币，而且国家的货币政策比以前更显著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现象。
中统钞施行的初期，发行数量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只印造八万余锭，多不过十数万，少只有二万余。国家财政量入为出，决不虚支滥发。各钞库准备金充足,，银钞兑换顺畅，使中统钞维持了极高的信用，这使官方甚至能够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国民经济，通货膨胀时，可以用回收纸币平抑物价，而物价出现不正常波动时可增加发行来提高物价。然而随着元朝四方征战的进行，主要是攻宋的战争，中统钞的发行额也越来越大，至元十三年猛增到一百四十一万余锭，以后每年也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至元二十三年竟达到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如此巨大的印数，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兑换原南宋辖区会子和引对行用区扩大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元的财政已经开始陷入入不敷出的危机中，而且日渐严重，滥支纸钞成为元廷解燃眉之急的日常手段，早年行之有效的钞法也就开始败坏了。

钞法败坏的原因

元朝自忽必烈中后期起就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中，终元之世始终未能解决。世祖先后起用三个理财大臣最后都获罪被诛杀，理财之举也未收根本之效，究其原因是有着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第一、元世祖统治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稳定局面的措施，但是也始终没有停止过频繁的对外战争。不断的征服调发，在炫耀了蒙古大军赫赫声威的同时，也使普通老百姓不堪重负，国家没有得到比较长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生产也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恢复和发展。民穷财尽的国家，是实在无法提供出更多财物来的。再则，蒙古统治者奢华挥霍无度，各种冗支杂费数额巨大，浪费严重，在开源无路的情况下仍然不思节流减支，超出社会生产力能承受程度的开支，当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撑；
第二、元朝的政权内部始终处在互相倾轧对立的状况下，蒙古贵族间的矛盾、蒙古色目集团与汉法集团的矛盾贯彻蒙元统治的始终。每一新帝的登基都滥加赏赐期以巩固地位，每一集团的上台都卖力排斥异己扶植党羽，这无疑都加重了国库的压力和官僚机构的混乱。蒙古色目集团与汉法集团的斗争更是势成水火，党同伐异的后果是民族对立的加剧，从根本上破坏了蒙元政权统治的基础，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加诸到了普遍民众的身上，剥削的加重又进一步的破坏了社会生产，恶性循环不断往复，直至元亡；
第三、理财政策的失败，首先是用人政策的偏差，其次在具体的措施上也不是很得当。因为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不信任也因为汉人儒臣的迂阔无用，元廷不得不依赖善于理财的色目大臣主持理财工作。而这些色目人大多出身商贾，虽然在经商上的确有过人之处，但是他们并不熟悉汉地文化，对儒家学说缺乏必要了解，自身文化修养也有所欠缺，因此他们和朝堂之上的儒臣不断发生摩擦，得不到儒臣的配合。而他们采取的理财措施也多是“兴科”、“增课”、官营专卖、钩考钱粮等增加税赋和与民争利的手段，甚至引进在西方就多被垢病的包税等后患无穷的制度，未能真正发展民间的生产，只是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加重压榨，将唐宋以来在工商农业上的积累反复的剥削，一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基础。而商人的本性又使他们在横征暴敛的同时也肆无忌惮的为自身敛财致富，修养的缺陷使他们在聚敛时更加的不择手段，这也无疑极大的败坏了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使一般民众彻底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
相比于色目人的贪残，汉人儒臣的无能也暴露无遗，他们只会空洞的强调“节用”，“爱人”的沉词滥调，无视财政日益恶化的现实，毫无实际解决现实财政问题的能力，僵化的将自身摆到解决财政危机既定目标的对立面，这也标志着儒学知识分子阶层开拓进取应对时务能力的丧失，保守退化，固步自封特点的形成，这些特点在以后的明清时期愈发的变本加厉，使中国的最终变成了一个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大帝国。

钞法败坏的开始

中统钞法的渐行败坏，首先是自阿合马当政后将各地钞库的金银解运到大都开始的。将维持纸钞信用的硬通货抽走，使民间的纸币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更为严重的是，滥发滥支交钞成为政府应付财政危机的常用手段，转嫁负担到普通民众身上，如此的做为使通货膨胀开始加剧。各级钞库官员又趁机倒卖金银，苛索倒换昏钞的民众，导致交钞行用愈加滞涩，价值大跌，物价高涨，民间怨声载道。为了挽救日渐贬值的中统钞，元廷在至元十九年颁布《整治钞法条画》，重申官定银钞比价，禁止倒卖金银苛索工墨等事项，但是由于根本的准备金和发行量的问题并未能解决，事实上这个企图挽救钞法的条画完全没有收到效果，而官定的盐、茶引价和米粟折价又提高了好几倍，等于官方也承认了中统钞的贬值，原有的钞法终于不得不做大的改革变化了。
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正式印造发行“至元通宝交钞”，分为二贯、一贯、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5文十一种面额。以至元钞一兑换中统钞五的比值正式宣布中统钞贬值五倍。以银一两入库价2贯，出库价2贯50文，金一两入库20贯，出库20贯500文的比价收兑金银纸钞，重申禁止金银私自买卖的*。这次变钞，在最初的六七年间，停止了钞库金银向大都的起运，各钞库仍保留了一部分金银以供兑换，印刷发行数也有所控制，所以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物价平稳，纸钞的贬值也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国家的财政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入不敷出的状况仍在继续，因此新的至元钞法很快也就开始败坏了。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继位，为笼络人心巩固地位滥加封赏，很快国库就吃紧了。这时成宗非但不知节制，反在八月将各路钞库的936950两存银除留192450两外尽数运到大都，使银钞兑换的机制受到破坏，新的至元钞又成为无本虚钞，新一轮的贬值又开始了。成宗朝推行的是“惟和”守成的*方针，做为“惟和”的手段，大量的赏赐、佛事、营建等费用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政府一直处在慢性的财政危机中，虽然采取了很多手段勉力维持了一个不至崩溃的局面，但是通货膨胀在大德末年又使银钞比价增加了一倍，加之民间伪钞的泛滥，至元钞又开始恶性贬值。
大德八年，由于金银与钞的兑换基本上是陷入停顿了，于是干脆放开了对民间私买卖金银的*，各钞库也不再承担银钞兑换的工作了。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又一次大加滥赏，大量库藏积蓄被消耗殆尽，国家财政用度出现了820余万锭的巨大缺口，面对如此急剧恶化的财政，元廷除了再次动用巨额钞本，通过滥发纸钞饮鸩止渴外是毫无办法，慢性的通货膨胀骤然间急速加剧。钞法再次面临崩溃的危机，万般无奈之下，又一次更定钞法终于被提上日程。

至大变钞

至大二年九月，在至元钞日渐贬值，物价飞涨的严重形势下，元廷决意发行新的至大银钞。官定至大银钞和至元钞的比价为1：5，兑换白银一两，金一钱，重新禁民间金银私买卖，官定的金银比价事实上又将至元钞贬值60%并废止中统钞。至大三年八月，又开铜钱之禁并铸大元通宝和历代古钱并行。这次变钞，因为并没有解决准备金不足和发行数过大的根本问题，单纯的企图以更高面值的虚钞来平抑通货膨胀解决财政困难，又将历代轻重不一的铜钱一体通用，放任流通不但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物价的上涨更加不可扼止，挽救钞法的努力完全归于失败
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新既位的仁宗下旨废止至大银钞、铜钱，回收已发行的钞和钱，重开金银私买之禁，恢复使用原来的中统钞，使元朝的流通货币恢复到中统、至元两钞并行的状况。至此，行用不过一年多的至大银钞被完全废止，而元政府也从此放弃了通过银钞兑换来维持钞值控制通涨的调节手段，对钞价只剩下控制盐茶引和官定粮米价等间接调节手段，国家对通货膨胀的调节能力大大下降了。仁宗时期国家的财政依然非常的艰难，为了缓解国用不给的问题，朝廷采用了预买盐引，增加引价，查括田亩增赋等多种手段，千万百计的增加了收入，又革除了一些弊政，收紧了开支，使财政状况得以该善。这些措施的采取，减少了纸钞的滥发，逐步降低了至元钞的发行量，勉强维持了钞值的稳定，以后从延祐到至顺十余年年间，钞的发行数维持在数十万锭到百余万锭上，钞值基本上稳定在银一两比中统钞25贯左右。

至正变钞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勉力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钞值稳定在顺帝年间又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所以再次变钞的争论又成为朝议的焦点。
至正十年十月，在丞相脱脱的力主下，元廷决议又一次变钞，将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加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形，以铜钱为本位，每贯准钱一千文，至元钞两贯。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钱一同通用。这样，元的货币变成至元、至正钞和铜钱通用，而钞的本位也变为钱本位。但是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民间根本不愿使用废纸一般的纸钞，交易只肯使用铜钱或者以货易货，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币的尾声

明兴之初，仍沿用前代旧制，发行大明宝钞，以钱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金一两，并设立了钞库倒换破损残钞。明初，钱钞并用，本朝制钱与前代旧钱通行，而纸钞的发行并未有发行准备金的储备。没有贵金属的保值兑换体制，纸钞就难免成为无本虚钞，一旦纸币发行量过大，很容易造成流通市场的混乱，使民间对纸币失去信任，新旧钱的一并通用，就必然有民间私铸劣钱获利的弊端，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两个现象很快就出现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政府为了扭转因纸钞贬值使民间重钱轻钞的趋势，下达铜钱换钞禁用钱银的*，限民半月内将所有之铜钱换成纸钞。但是此令收效甚微，不得不在洪武三十年、永乐六年（1408年）、宣德元年（1426年）、正统十三年（148年）数次下禁金银钱交易的*，但是钞法的败坏已经不可逆转，终于在不久之后朝廷正式开放银钱*，承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中国古代的钞法至此终告寿终正寝。

结语
中国古代纸钞的退出历史舞台，除官方滥发失去民信的直接原因外，更有许多深层次的因素。
其一白银的大量流入，弥补了唐以来货币流通量的不足，再造了中国经济的基础

中国的流通领域从单独的钱本位变成银钱二本位甚至可说是单纯银本位的过程在明时完成，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场大变革，根本的动力就来自于境外白银的流入。
关于如此巨量白银流入的来源，传统史书并未深究，只是述载了白银渐为普遍的现象，而未考求其来源，但是显然，这些白银不是中国自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银矿藏相对贫乏的国家，单靠自身的矿采，是不足以提供这么大数量白银的。翻开剑桥中国史相关的章节那就说的很清楚了，和中国本位制开始转变的几乎同时，中国周边乃至南美都有大量银矿被发现，而中国和海外进行的庞大贸易甚至形成了一条从南中国经吕宋直到南美的贸易通道。就这样，大量白银随着中国大量的丝织品、陶瓷、茶叶、手工艺品的出口而涌进中国，使得白银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明时期的海外贸易，曾有过非常绚烂的辉煌，但是很快就归于衰落，巨大的贸易顺差放在缺乏互往交流的背景下并不能算是健康的。单方面大宗货物出口换回来大量硬通货的同时，也印证着中国经济和世界互补性的减少，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的钱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铜钱的大量外流，而现在铜钱外流趋势已经减弱，有入无出的白银又迅速填补了中国硬通货数量的缺口，使流通交换对中介物的需求得到满足，纸币在当时条件下相较白银的缺陷变得显著起来，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淘汰了。

其二社会趋向封闭保守，经济活跃性的衰退，对货币流通量需求减少

明中期以降，中国社会日益趋向保守，政府不再具有开拓精神，海禁的实行，下西洋的停止，都使中国的海外贸易陷入停滞甚至衰退；而重本抑末的国策与繁重捐税对工商业的摧残压榨又限制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虽然金花银的折纳和一条鞭法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商品经济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否认明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某些层面上也的确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的走向是开始衰落，已经不能和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活跃程度相比。
工商业的萧条必然也会影响到流通领域，反映出来的就是对货币需求量的减少。封建自然经济本身的封闭性和自给性决定了它不依赖商品交换而存在，而明代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上对商人地位的贬抑，经济上的重农而轻商，使工商业在明时期的地位远不能和农商并重（甚至在我看来更重商而轻农）的元以及仰赖商税以资国用的宋相比。民间的工商业不能说没有发展，事实上在明中期曾经有过一个工商业非常繁荣的阶段，但是基本国策上的定位，整个思想界认知上的偏差，决定了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和很不巩固。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能够继承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趋势，新的生产关系虽然有萌芽产生，也始终停顿在萌芽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对流通交换领域提出更高的要求，虚值货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不得不暂时退出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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