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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对峙的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是由经济文化落后于汉族的游牧渔猎民族所建立，在法制上都经历史了一个逐步吸收、采纳汉制的过程。
一、辽国的法制概况
公元916年（后梁贞明二年），契丹总首领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建国，国号契丹，是为辽太祖。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辽，建军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疆域北抵今蒙古国中部。南达山西燕门关，治下居民除契丹人外，还有汉人、渤海人、女贞人等。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为金国所灭，立国共九帝二百一十年。
契丹建国之初的法制总方针是民族分治。辽太祖初年，对契丹等少数民族适用特别的民族法律，对汉族适用隋唐以来的汉制具有鲜明的民族统治色彩。公开规定，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以后逐步扩大汉制适用范围，第二代皇帝国太宗即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第六代皇帝圣宗即位后，命专人翻译律令（当时所谓律令，指唐、宋律令），开始了辽朝法律汉化的进程，一方面废除“契丹人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之法；一方面在契丹人内部也采用“十恶”、“八议”等汉制。还采取了一些保护农桑的措施，如指令地方官吏“劝农”，禁止契丹人砍伐农民桑梓等。并普遍实行赋税制，使俘掠奴隶逐渐转化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又于太平六年（1026年）下诏：“贵贱异法，则怨必生；……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复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取消了契丹贵族犯案不受地方官府审理的司法特权。其后，圣宗下诏：“更定法令凡十数事”，把以上举措体现到法令之中。第七代皇帝兴宗颁行的《新定条制》（共五百四十七条，史称《重熙条制》），虽然吸收了不少“汉制”，但仍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为由，给契丹人保留了许多特权。对此，第八代皇帝道宗认为，契丹、汉人风俗虽然不同，但国法不可异施，所以下令修订《重熙条制》，“合于律、令者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最终修成吸引了大量律文的《咸雍重修条制》，共七百八十九条，在辽政权下一体适用。
二、金国的法制概况
大约在北宋神宗、哲宗时期，世居东北的女真族迅速堀起。公元1115年（宋微宗政和五年），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立国称帝，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先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疆域北抵外兴安岭，南以秦岭、淮河与南宋结界。治下居民除女真人外，还有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末帝天兴三年（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立国共十帝一百二十年。
金太祖建国之初，在接受汉制方面远不如辽初，法制上主要采用女真习惯法，尚无成文法，甚至还在原辽国统治地区废除已汉化的“辽法”，推行女真习惯法。至天辅二年（1118年）金太祖颁诏：“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似乎开始认识到制订成文法的重要性。第三代皇帝熙宗很重视学习封建法制经验，常研读《贞观政要》等书籍，认为唐太宗君臣的议论“大可规法”。天眷三年（1140年）玫取河南地后，即宣布在当地沿用“律文”（即《唐律》或《宋刑统》），不再强制推行落后的女真习惯法。至皇统（1147——1149年）期间，更“以本朝旧制，兼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订了一部一体适用的法典《皇统制》，也是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法制汉化的步伐显然比辽快捷。第四代皇帝海陵王进一步完善法制的汉化，颁布《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第五代皇帝世宗，因《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奸吏得以上下其手，遂命综合这两部法典与其他有关法令编纂新法，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编成《大定重修制条》。前述几部法典的“汉化”，是就其内容而言，但在法制形式上，则属律、令、制条合一的法典。第六代皇帝章宗继位后，下令成立专门立法机构“详定所”，解决法律形式的汉化，最后于泰和元年（1201年）修成《泰和律义》三十卷十二篇五百六十三条；《泰和令》二十卷三十篇七百余条；《六部格式》三十卷；《新定敕条》三卷二百一十九条；形成如宋朝一样的律、令、格、式、编敕体系。元人脱脱认为《泰和律义》“实《唐律》也”。从此，金朝法制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全面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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