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亡始末<%=id%>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中充满了对王朝的灭亡的伤感，对西周王朝的命运的惋惜，更有对西周的亡国之君周幽王的指责。自武王革天命到幽王失国（前11世纪到前771年），西周王朝建都于丰镐历时300余年。西周王朝的王权比殷商更加集中，对诸侯国的控制也更加牢固。通过王室直辖区和分布各地的诸侯国，周王牢牢地掌握着全国的*和军事机器。得到道路畅通便利，周王朝的行政统治也相当的便捷灵活。与殷商相比较，周朝有比较完善军事领导制度统率全国的军队，并设有与之相适应后勤保障制度。因此周王朝的军队规模要比殷商大得多，组织也更加的严密。军队是王朝政权的支柱，周王朝以武装殖民、封建诸侯的方式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同时组建两大武装集团，一支以丰镐为基地守卫关中地区，另一支以成周为大本营而镇抚东方。重要战略要地还派有驻防军队，便于及时处理突发的军事事件。西周的灭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幽王自然是要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导致西周灭亡的种子却是在这个王朝像旭日一样冉冉升起的时候埋下，在西周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这粒种子破土而出。周人在于西戎的战争中不断的得到锻炼而变得强大，又因与西戎的战争而灭亡。可谓之成也西戎，败也西戎。
历经几代人不懈努力，小邦周最终把握住机会战胜了大邦商。不过周灭商的战争却没有随着殷纣王的死而结束，虽然统治中原的殷商王朝和支撑它的军队一起覆灭了，可是殷商在东部的属国依然强大并且效忠于殷商后裔武庚，同时也不满周人盘剥。清除殷商残余势力的反抗的战争旷日持久，一直持续到周公东征结束以后。周公在激烈的战争后赶跑了敌人，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大地降低了士兵的士气，敌人拼死抵抗让周朝的军队损失惨重，以致周公最后也没有力量能够把敌人彻底的消灭。与此同时如何管理新征服的广阔领地，防止原住民的再次反叛成了新王朝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武王灭商之后就被提出来，太公望甚至以爱屋及乌的比喻劝建武王将殷商及其属国的降民一个不留的杀掉以绝后患。出于周王朝自身利益的考虑，武王没有采纳太公望的意见，而是准备分封诸侯到新征服的地区去建立政权代表周王统治所在国的原有居民和贵族。不过由于武王的突然早逝，以及三件叛乱的发生使的这计划向后拖延了。周公贱奄制后，西周王朝为保卫胜利果实，捍卫王朝疆土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封诸侯。这次分封直到康王时期在告一段落。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全面的比较了夏商的国家制度，尤其是商朝的国家制度后，决定为了巩固自己统治而实行“封建亲亲，以亲屏周”的国家制度。周王朝的决策者们大都参加过武王灭商的战争。他们深知当时商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是由于商王朝施行的是与方国，侯国的联盟式的较为松散的管理模式，以致在国家面临生死观头的时候竟然在王畿的周围没有可以拱卫王朝安全的侯国和子姓诸侯。同时周王朝的决策者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他们希望当后代因为荒*而使王室陷入危难之中时，可以依靠同姓亲族帮助和保护而得到拯救，不至于像殷商一样灭亡（殷商灭亡后同姓的侯国同族的方国几乎全部周王朝攻灭）。当然这种“亲亲屏周”的制度是“不以亲亲害尊尊”为前提条件，在统治者内部形成一周王为“尊尊”的严格的*秩序。同时也在军事上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周王室直辖的除西六师，东八师，总共十四个师的王朝军队，还有全国精锐的王朝禁卫军（虎賁，略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王族军，另外有周人各名族的族军（依族的大小不一而有编制上的差别）充当机动部队。而当时最大的伯侯按礼制最多只能拥有两师的军队，小的诸侯只能有最多一师的军队，所以王朝的军队在数量上是占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同时诸侯师的指挥官“卿”是由王室委派的（即为上卿），而诸侯自己任命的“卿”（下卿）只是在原则上可以指挥军队，但那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以（按礼制下卿的数量要比上卿少）。到了西周王朝的中期为了加强对诸侯军队的控制，司马，司空等要职也是由王朝指派的。可以说周王“封建”的诸侯军队其实质就是受王朝控制的地方军。总的来说周王朝封建诸侯的有以下几个特点：1,同姓和重要同盟异性侯国，大多分封在原殷王畿内或其重要属国地区。鲁、卫、燕、晋、邢、曹、腾、应、蔡和齐等国，分别以朗歌、商奄、薄姑、徐、唐、燕毫等地和成周东南的汝水流域为重心，显然是为镇抚东上、北土和保卫成周安全而封国。或封国于战略要地，如东虢立国于虎牢之东，守卫进出成周的险关；密须、郑井建国于径水上游，把住西戎进入渭水的通道，汉阳诸姬占据通向江汉的陆路走廊，是王朝战略物资北运的要道。2、投降的殷贵族或属国，留居在王畿内的散落在周贵族的采邑之间，如微氏家族“舍寓”于周公、召公的采邑中间；被封的殷人候国周围都是周族同姓或甥舅之国，如宋国西有应、蔡，东有曹、滕，北有卫，南有沈、陈，明显地是在周人监视下“奉其先祀”。降周的殷商属国多被迁至周人势力的外围，置于戎、蛮的侵扰边境地区。如鄂从殷王畿内移国至南阳，与南淮夷接近；秦迁居陇南西犬丘，在戎人威胁下生存。对于这样的国族，则是利用他们作为王朝抵御异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不过在分封过程中，过分强调原商王畿及其周围属国的战略重要地位，把有军事实力的大国都安排在东方和北方，而疏于南国(包括惟河中下游)和王畿西部的防范，淮河两岸及其支流颖水中下游、南阳地区没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镇守，致使淮夷屡犯南国和东国。王畿西部几乎都是异姓侯王处于守边第一线，二线的姬姓侯伯也不强大。周初几代国君凭借文、武的余威，尚可保住西土安宁，共、懿以后，戎族兴旺发达起来，王室在西线也没采取强有力的弥补措施，故戎族多次突破西部防线，到达渭河中游地区，甚至遏进“镐京”附近。这些都是周初决策者不曾料想到的，招致西周晚期王室两大集团军东、西两线作战，军队疲于奔命，最终导致宗周失守。这是西周灭亡的军事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周公东征之后的四十余年之内，周王朝对内实行较为宽松政策，吸收殷商及其属国的贵族加入统治集团，鼓励他们的属民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周文化与殷商文化融合。在对外方面对周边民族也尚能宽容的对待。到康王的时期国家的力量到达顶风。“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正是这种盛世的写照。这一时期周人恩威并用，其威名远传到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的民族纷纷臣服朝见。但是这种和平兴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着周王朝日益强大，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纷争与矛盾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与文王和武王时期修阴德服诸侯的*手段为主团结诸侯的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康王中后期异姓归服的诸侯国反叛的主要原因。不堪忍受周王朝的奴役与盘剥，终于在康王晚期爆发了东夷的全面叛乱，虽然在周王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打击下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这标志着周王朝的和平时代一去不返。周王朝没有很好的从东夷的反叛中总结经验教训，以致在穆王时期徐偃王（徐戎）率九夷伐周，并最终导致了周与夷族的一支淮夷长达200余年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的战争直到宣王时期才在强大的军事辅助下以*手段结束。在东线持续不断的战争同时，由于穆王对已经臣服于周的犬戎的关系处理失当，导致了周王朝逐渐陷入两线作战疲于奔命的不利处境。王季和文王时期对犬戎恩威并济，部分犬戎承认了周的宗主地位，并参加了武王伐商的战争。其中的一支申戎更是建国（西申），日后被宣王移封到南方防御淮夷（即为申国，称南申）。西周立国之后，西申与秦人联姻，共同使西戎皆服，有力的捍卫了王朝西部的安全。但是到了穆王时期戎族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实力逐渐增强，已经不甘心纳供于周。本来穆王可以通过*影响使犬戎安于荒服的地位，使犬戎成为日后的盟友。但是为了炫耀周王朝的威势，穆王违背了文往制订的对西戎诸部“耀德而不观兵”的政策，不顾大臣的劝谏，以不享的罪名征伐犬戎。犬戎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穆王也得以“周行天下”宣示周王朝的强盛，但是征伐犬戎直接的后果就是“荒服不至”，更是使犬戎变成了周王朝的死敌。日后犬戎不断的骚扰周王朝的边疆，最后联合同族的申国攻入镐京。持强凌弱，四面树敌，一味的以武力蛮干，不能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使周王朝陷于东西两线的长期作战，这是导致周王朝实力逐渐衰弱以致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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