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田赋<%=id%>

自建国伊始，田赋一直是明帝国财政的主要收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在帝国中后期因战争、天灾和地产变化等各种原因而导致收入的大幅变动，并且因为中国官僚政府的腐败和臃肿而在实际征收时成为官僚渔猎民脂民膏的盛宴，其实际征收的数目存在相当大的疑问，但对其做出相应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

帝国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困难，人口明显减少，田地大片荒芜，薄籍散失严重，致使田赋征收陷入困境。故洪武三年，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清查户籍人口，并于洪武十四年以黄册代之，详细记载了各户的乡贯、丁口、名、岁、事产情况，规定每隔十年重新核实编造。并于洪武二十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南的经验，开始编绘鱼鳞图册，即土地登记册，于洪武二十六年全部完成。是年“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二顷。”（排除免税田产）黄册和鱼鳞图册的编制，为田赋的征收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田赋，分为夏税和秋粮，此谓两税。夏税无过八月，交纳大米（主要产区在南方）麦、钱钞、绢；秋粮无过二月，交纳米、钱钞、绢。并允许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以银、钱、钞、绢代之，合计五十余种，如云南等地就可以用贵金属、水银、贝壳代替，北方可以用高梁、小米、豆类交纳，江南某些富裕地区通常以丝、绢代交。为了防止纳税人利用市场价差逃避税赋，明政府有一套折纳的标准，将此视作减免税收调整税赋的工具，时常依据市场的价格调整折纳的标准。如，早期一石米折一匹布，一匹布折白银0.3两，需要调整时，则依照粮食为折算标准进行征收。由于明代并未准确地统一度量衡，“石”这个词在各地所代表的数额也不尽相同，取决于所交纳物品的种类和路途的损耗和运费，明政府时常依靠这种方法将损耗分摊给纳税人。

各地的田赋税也有很大不同，通常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喊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一升。”虽然远低于元末的水准，但实际征收却是另一回事，各地的实际征收入存在普遍高于上述标准。如福建省惠安县，民田地2240余顷，其中有田1430余顷，荒地、山、水塘等800余顷。全县民田地赋税实征12070石，每亩实征五升以上。由于长期战乱，交通落后等因素，北方的衰落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明政府将大额赋税摊给江南，尤其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五府，比之北方高出十倍以上，西北贫穷，税赋亦极少，往往数亩合作一亩计算。由于资料的残缺，目前仅考证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2746990石，松江府1112400石，常州府533515石。详见下表：

洪武二十六年　全国秋粮征收数额

直隶府州

　　　　　
区域　　　米（石）　百分比（%）
应天府　　320616　　　1.30
苏州府 2746990 11.11
松江府 1112400 4.50
镇江府 243150 0.98
常州府 533515 2.16
卢州府 75360 0.30
凤阳府 137160 0.55
淮安府 153490 0.62
扬州府 240096 0.97
徽州府 116654 0.47
宁国府 182050 0.74
池州府 111945 0.45
太平府 46290 0.19
安庆府 112158 0.45
广德州 24500 0.10
徐州 79340 0.32
和州 3959 0.02
滁州 4106 0.02
合计 6243379 25.25
　

布政使司

区域　　　米（石）百分比（%）
浙江 26672071 0.79
江西 25852561 0.45
湖广 2323670 9.40
福建 977420 3.95
河南 1642850 6.64
山东 1805620 7.30
陕西 1236178 5.00
四川 741278 3.00
北平 817240 3.30
山西 2093570 8.47
广东 1044078 4.22
广西 492355 1.99
云南 59349 0.24
贵州 ________
合计 18485071 74.75

江南的高赋税，与源自宋代的官田有很大联系。由于当初为了减轻财政困难，南宋政府强行从这一地区的田主手里收购耕地。众所周知，这一失败的政策被元政府延续下来，部分作为封赏有功之臣的奖品，其余搁置一旁。明政府处理这份地产时，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没有设立一个机构管理这批田产，也没有将收入的统计合并到田赋之中，使得这些田产的收益完全流失，私购官田的事件急剧增加，而政府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16世纪中期，明政府终于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将所有的官田归为民田，将所有可纳税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课以不同的税赋，以前地产混淆不清时所产生的税赋流失，在所有田主间进行了分摊，并将这一政策扩大到整个江南地区。苏州府于1547年实行了再分配，将每亩科米2.9~3.7石米之间，平均税率约为稍远地区的十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明政府课税的标准并非完全按照土地的面积，而是包括了土地的产量。1标准亩通常为6000平方尺，但在全国各地，土地的贫瘠和肥力大为不同，最富裕的江南每亩可产粮3~4石，而贫困的西北每亩通常1石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政府在中后期推行了一种名为“税亩”的征收方式，它所遵循的原则类似我们今天的“个人所得税”。税亩的划分，通常以产粮1石为标准，故江南地区的1标准亩常被划分为2－4税亩，而西北地区曾有8标准亩算作1税亩的事例。

这里，我们必须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明政府并没有完全将白银作为国家标准。对于由此所产生的弊病，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非常清晰的论述，但我仍然要补充几点：由于帝国的首都在北方，南方的田赋运往北方时，路途遥远损耗甚大，这些损耗最终被分摊到纳税人手中，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估计达到40~50%之巨！并且这样的运输越是频繁，纳税人和国库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在战事兴起之时，加派战争税所造成沉重负担中就包含了这笔费用。虽然明政府能够依靠价差作类似间接税的调整，但腐败的官僚仍然会从中克扣大量钱财，歪曲政府的折纳标准，造成实际税赋的大量增加。

早期田赋的征收，依靠的是粮长制度，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有二：制止官员贪污田赋和取缔揽纳户。纳揽户，即指代理粮户向政府办理完粮手续，以此索取一定报酬的人。通常这些人的工作即是简单的代纳田赋，但也有部分人，他们通过将手中的田赋集中起来，进行市场投机和高利贷买卖，以谋取巨额利润。但他们往往买通仓库官吏，以钱折纳粮草，以虚代实，致使政府税收大量流失。虽然粮长与他们性质相同，但后者规范得多，是由官方认可的职位，虽然没有报酬，但却享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如首都在应天时，皇帝会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直接向皇帝负责。在宪宗以前，由于科考制度尚不完善，他们中被录取为官的大有人在，洪武二十六年升任尚书的严震直，洪武二十三年升任左佥都御使的夏长文，洪武十七年任吏部右侍郎的汤行等。粮长的工作分为催征、征收和解运，初时工作比较简单，整套程序只由一名粮长负责，其后分工越来越细，增至三人，然后出现正、副粮长等，任务也越来越艰难，到了后期，由于运输、耗费等各种原因，造成“粮长大抵破家，凡人避之不及”。并且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各种严峻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如担任粮长的人欺压乡里，无视法纪，成为为害一方的祸患。故宣德五年南京监察御史李安言：“各处粮长绵殷实之家以永充之，故习于横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有折收金、银、缎者，有石征二三者有，有准折子女畜产者。任情费用：或纵恣酒色，或辗转贩贸。营私有余，输官不足。稽其递年税粮，完者无几。宜禁革以便民命。”

对于田赋的征收，历朝以来，数仁宗朝所获最多，达至32601206石，世宗朝所获最少，仅22850535，差额高达9750671。其间原因相当复杂，虽然主要是田产兼并的问题，但对南方新垦田地税赋的计算又非常缓慢，故资料的确认相当困难。但是，自明代中期开始的社会变化，却带来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首先是大地产者对土地的兼并，其次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加，再次是宗室官吏的扩充和不知所谓的奢侈浪费，使得帝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但是至始至终，如果帝国政府能够完全地动员帝国所蕴藏的财政力量，这些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这种强大的潜在力量直到明帝国灭亡的那天也一直存在着。在这里，我不想就任何传统的观念进行过于繁杂的论述，而仅就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进行说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财政结构的失败。在此，我引用一条数据加以说明：

嘉靖二十八年，太仓银库入银3957116两，支出3122727两，亏空165611两。嘉靖三十二年，入银2000000两，支出5730000两，亏空3730000两。至嘉靖四十三年，累计亏空21905611两。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里的数据，它并没有将许多实物折纳成白银，尤其是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以前，那时的财政管理和统计非常混乱，各政府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同与合作，管理财政的官员能够将本年度征收的早年积逋不作计算，对实际亏空与预算亏空不作区分，赤字通常是依据计划收入非常实际收入算出。并且，在整个帝国财政制度建立伊始，就没有试图建立一个区域银库，也没有通过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流通，而是依靠十分低效的长短补给线将各地的税收运至首都。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内，将整个税收体系单一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管理的复杂性。在帝国建立初年，由于社会生产的相对原始，其弊病没有完全显露，但到了经济日益繁荣的帝国中期，必须更新完善税收体系时，困难就显现了。众所周知，在一个商品贸易空前繁荣的社会，各种税收条例的复杂化不可避免，这一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明显，对专业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非常令人疑惑的，是何种原因促使明太祖建立这样一个被证明是失败的财政体系？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明帝国的官僚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管理能力，这种财政体系是直接的，所以任何一个部位的根本性改革都会造成整个财政体制的坍塌。为此，在一条鞭法改革以前许多地方官员就自发地开始简化税收，如宣德五年按查使周忱、景泰七年江南巡抚陈泰、弘治八年巡抚朱瑄、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等人曾尝试过的多次改革。
再者，国家税率过低，不足以应付庞大的政府开支，中国官僚政府的腐败又加剧了这种财政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依靠挪用其余款项以弥补资金上的不足，这导致了财政体制的长期失实和混乱，并且经济越是繁荣，这种情况越是突出。如果仅仅依照官方的政策，最高的税率也不过10%，即使算上加耗和解运的费用，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地方政府的运作却需要大量的资金加以维持，中央政府并没有打算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至始至终，明帝国的地方政府和它的官员完全处于一种尴尬的财政困境中难以脱身，向农民加派隐性的非正式税收因此而不可避免。此外，田赋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基本税收结构的多样性和过度复杂性。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方法和大地产者的逃税。如前所述，明帝国的财政体系非常直接，但它的财政管理方式却非常低效。将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单位，让它们直接为类似驿站的机构提供服务，直接让他们提供军援而不考虑他们的实际财政能力，这一切都让账目管理更加复杂化，不仅在财政管理上得到体现，在税收的征收上也表现为税种的大幅增加。但是，这些税收的数额却非常低，时常精确到小数点4位以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合并。刚才我所指的大地产者，是包括富农、地主在内的农村富户，尤其是大地主。他们的田地通常分散在多个不同的村庄内，采用不同的名字进行登记，以逃避应缴的赋税。在这种情形下，税法制定的范围就非常狭窄，为了不断应付新的状况，更加繁杂的税法不断涌现，造成税务管理上的困难，因此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前，有的县税收竟多至800余种。

帝国建立之初，为了弥补后勤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实行了里甲制度。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粮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10户。每一年让一个里长带领一甲应役，其余各甲交纳钱粮物资。它不仅让民众承担役，更重要的是为政府提供物资，早期还能将这些物资从应纳田赋中扣除，到了16世纪就完全演变为民众的沉重负担，并且地方政府通常将这种方式作为隐性的税收，征收物资或白银以补救地方的财政漏洞，里甲的沉重压力使农村陷入实质上的高税收。16世纪，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银价变得低廉，税收被直接折纳成白银已非常普遍，政府有可能通过将役并入田赋的方式永久性地消除许多不受中央控制的隐性开支，这也是一条鞭法的核心目的之一。但是推行一条鞭法首先遇到了财政体系上的两个困难：其一，地方政府依旧贫困，中央政府也没有打算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经费，将役永久性地并入田赋使得地方政府面临无法弥补的财政赤字，被迫挪用其余项目的经费成为必然。其二，整个帝国的后勤体系严重依赖里甲制度所提供的服务，帝国政府也没有作为必要的努力以建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后勤保障制度。所以这两点不同于驿传和民壮，它们的取消非常困难，将之完全折纳成白银是可能的，但地方政府可能会自发地抵制这一做法。将役摊入田赋的方式有三种，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区，以正赋的粮食作为基本单位，添上附加税；中国北方则直接将役添加到土地中，实现总量上的提高；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将两种方法混合使用。在这些步骤完成后，我们会发现役银实质上非常之多，通常对田赋的增幅在40%以上。1582年浙江开化，役银12648两，正赋9808两，增幅达93.7%；1585年广东顺德，役银16628两，正赋17952两，增幅92.1%；1612年浙江遂安，役银7645两，正赋9528两，增幅达58.6%。以上数据恐怕会对各位产生误解，实际上这是南方的收入，北方的增幅大多维持在40%~50%左右。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何万历年间税收曾达至1461万两白银，而嘉靖年间不过数百万两。很清楚，这些都是隐性开支。

现在，我将附加税、杂税单独进行说明。这里指的附加税通常体现为实物，即指棉、丝和缎，它们的数量很少，折纳为白银之后的额度也并不多，1两白银~50两白银不等，也有200两白银的记录，但这样的县并不多见。在这一项税收中，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和南北直隶有一项重要的税赋，即马草。课税的比例是每100亩纳税土地收16束草。16世纪晚期，官方定价16束草兑1石米，在这些地区可能在基本税额的基础上增加了15%~20%。此外，很多县会将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渔税并入田赋，此谓杂税。

一条鞭法的另一项目的就是土地清丈，主管清丈的人是户部尚书张学颜，他颁布了八款条例：

1.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则免。
2.议应委之官，以各右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3.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
4.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
5. 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自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
6.定清丈之期。
7.行丈量磨算之法。
8.处纸札供亿之费。

清丈结果：

地区丈量前原额（顷）丈出新额（顷）丈量总额（顷）
北直隶 582499.51 3325.00 615754.51
南直隶 810180.40 49898.70 860079.10
浙江 517051.15 45896.15 562947.66
江西 431186.11 61459.54 492645.55
湖广 364378.13 551903.54 916281.67
福建 146259.69 2315.00 148574.69
山东 800765.00 365755.00 1166520.00
山西 418642.48 610 424742.48
河南 940293.11 64324.55 1004617.66
陕西 499591.40 3988.32 503579.72
四川 134827.67 264520.00 399347.67
广东 257375.14 80194.64 337569.78
广西 102403.90 768.87 103172.77
云南 17993.59 15084.39 33077.93
贵州 7525.19 1594.95 9120.14
共计 6030972.73 1537058.60 7578031.33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米麦实收平均数及其升降百分比：

朝代米麦（石）　百分比%
太祖 29192117 100
成祖 31788696 108.9
仁宗 32601206 111.7
宣宗 30182233 103.4
英宗（正统）26871152 92.1
代宗（景泰）25665311 87.9
英宗（天顺）26363318 90.3
宪宗 26496200 90.8
孝宗 27707885 94.9
武宗 26794019 91.8
世宗 22850535 78.3
穆宗 24068189 82.5
神宗 28369247 97.2
熹宗 25793645 88.4

参考资料：

＜明史.食货志＞
＜大明会典＞
＜明万历实录＞
＜明代粮长制度＞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中国税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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