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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礼彬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周王朝主要支柱的分封制、宗法制日趋崩溃，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各诸侯国往往为了一城一池的得失，动辄干戈相见，流血冲突此起彼伏。在这混乱的时代，武力成为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崇尚武勇在各国蔚然成风，其中以楚、秦、齐、越等国最为典型。
楚国以军事立国，举国上下有一种喜征战、重成败的尚武习俗。楚康王即位后，五年没有率师出征，就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死后无脸见祖宗。楚国的国君都曾戎马住惚，冒矢疆场。有的抱病亲征，病死于征途；有的战死于前线。如楚武王第三次讨伐随国，身体不适，仍亲自领兵出征，最后病死于征途中，楚昭王也是死于攻打吴国的战争前线。尚武作为特有的精神习俗深深扎根于楚国这片土地上，人民对于勇武之士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相反，懦弱、胆怯在楚国没有市场。
秦国在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中一直处于优势，这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尚武习俗分不开。秦国的君主继承制十分特殊，不是实行周王朝的宗法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在当时战乱的特定环境下，只有“勇猛者”才能率众杀敌，保家卫国，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为了推行全民尚武，秦国还制定了一系列赏罚措施。《 韩非子· 定法》 篇记载，“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并按爵位高低配以相应特权，爵位越高，待遇越丰厚。如果临战畏缩，则要以军事刑罚处置。《 尉缭子· 重刑令》 篇载：统辖千人以上的将领，若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称为“国贼”，要被处死、抄家、取消其官籍、挖祖坟、暴尸示众、全家男女沦为奴隶；统辖百人以上的将吏，不奋力拼杀的，称为“军贼”，处死、抄家、全家沦为奴隶。这是对将领的处罚。普通的士卒，如果不尽力拼杀，要在众人环视下处以刺面、割鼻的刑罚。正是这些赏罚措施的激励下，秦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所向无不披靡。从战国末期秦军战无不胜的历史事实来看，秦军确实是七国中最强的一支劲旅。
齐国素有尚武习俗。在日常生活中，齐人常以争斗为乐。据《 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 载，齐人喜欢在道路上驾车相撞，“毅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 荀子· 议兵》 篇也记载“齐人隆技击”。齐国的尚武习俗与其国君大力倡导有关。齐桓公即位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选拔勇武之士，规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胧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则不告，谓之蔽贤。”地方官要向上级及时推荐勇武之人，否则就有“蔽贤”之嫌。齐景公也曾声称“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齐滑王将受辱而不与之争斗的行为看作是可耻的事，可见其尚武精神。上所好之，下必从之。齐国涌现了一大批勇冠三军的武将和冲锋陷阵的兵士。不仅如此，齐国还产生了三位著名的军事家：司马攘直、孙武、孙殡。
越国偏居东南，从国君到士卒莫不以武勇为荣。在诸多的文献中，都记录了越国尚武骤悍的性格。《 淮南子· 主术训》 篇云：“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当时人们还把越国比喻为猛虎。《 吕氏春秋· 顺民》 篇载：“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日：‘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 ，陈奇酞先生认为越国强卒之勇有如猛虎。猛虎的比喻，正说明了越国的强悍勇战。值得一提的是，越王勾践精心训练了一批特种勇士― “死士”，相当于后代的敢死队，在关键时刻，把生死置之度外。《 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记载了昊越携李之战中，越国死士的壮烈行为：“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吴师，吴师败于携李。”吴国的军队被越国死士“呼而自刭”的行为惊呆了，越军乘机猛冲，打败了吴国，勾践确立了春秋末年的霸主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习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如岳飞、戚继光、谭嗣同、秋瑾… … 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曾书写“尚武精神”的条幅来勉励革命的同志。因此，尚武习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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