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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青 潘如丹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近代西方国家逐渐侵入远东，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中国最先遭遇到的是葡萄牙（明朝称之为佛郎机）。1510年，它用武力侵占了印度果阿，次年又攻陷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津马六甲（明朝称之为满剌加），1517年(正德十三年)，同中国开始了首次正式往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Ⅰ）派遣使者皮雷斯（Thomas Pirez）出使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定，但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海禁政策下的皮雷斯使团访华与外交失败
16世纪初是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时期。明自开国以后，效法汉唐，要求海外诸国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国示敬。而中国用数倍价值的回赐品对其补偿，这种用经济上的巨大支出换取*尊崇的薄来厚往，即为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朝贡贸易制度。但明朝的朝贡贸易与唐宋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随着明朝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海外私人贸易已蓬勃兴盛，对明代日益强化的国家专制体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自明初就存在的"倭寇"等边患，时常挑衅着明朝的权威。清剿还是羁縻，对明朝政府来说始终是个问题，一方面对内加强海禁政策，执行"片板不许入海"，另一方面对海外诸国来朝设立市舶提举司，在制度上对朝贡贸易给予保证。"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相对于明朝执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欧洲概括为四大特点：第一是地理大发现；第二是欧洲王权兴盛的开始；第三是文艺复兴运动；第四是宗教改革运动。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皮雷斯使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
如果说当时明朝政府对葡萄牙出使中国毫不理会，仍像马可·波罗到中国一样没有信史记载，则不是事实。无论正史还是私人文集，均记载其事，权威之说有《武宗实录》："佛郎机国差使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而最为详细的似为顾应祥的《静虚斋惜阴录》：
正德间，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经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予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跪拜。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分付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总督衙门分付：《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后奉旨许令进贡，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武庙南巡，留于会同馆半年有余，今上登极，将通事问罪，发回广东，逐之出境。
可见，葡萄牙使团抵达中国伊始，就同中国方面形成了认识上的矛盾。首先，葡使来华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贸易活动，同以往其他国家的朝贡行为完全不同，而茫然的中国官吏则始终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局限在朝贡贸易的体系之内。其次，葡方的正使是皮雷斯，船队司令是啡瑙·安德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护送皮雷斯来华的啡瑙·安德拉德船队与皮雷斯使团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安德拉德受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的派遣来华贸易，不受皮雷斯节制。皮雷斯的目的是赴华出使，他的社会地位低于啡瑙，只是搭载啡瑙的船队。双方的合作关系是明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弄懂葡萄牙使团的内部组成，认为他们是一个相互隶属的整体，混淆甚至颠倒了葡方内部的关系。第三，葡船入港时鸣放礼炮是符合西方礼节的致敬，却没想到震动了全城的官民，以为是寻衅滋事。在明朝人看来这绝不是小事，因此鸣炮事件屡被提及。第四，葡萄牙人除给皇帝备有礼品外，也给当地官员大肆行贿。"该船队于1517年驶入中国的海湾。外国的庞大船只和船员的面目，引起了疑惧。但他们的温和举止，特别是船队指挥官送给帝国巡船官员的慷慨礼物，赢得了信任"。考虑到当时"粤东文武月俸多以番货代"的缘故，双方行贿受贿的事实是可信的。
按照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的惯例，像佛郎机这样的不速之客，本不在朝廷接待之列，因此被"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但葡萄牙使团并没有遵从皇帝的旨意，因为他们原本就分属两个不同系统。试图做生意的啡瑙把船队开到东莞屯门驻扎，"在广州、南头和屯门港宣布，那些对葡人有所需求的人，应向他提出申请以使他们完全得到满足。这一行动使中国人对葡人的诚实有很好的印象。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没有达到目的的皮雷斯和翻译火者亚三寻求新的途径。"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有了皇帝许入京的诏书，皮雷斯和火者亚三赶到南京，再次攀附于另一位佞幸江彬门下。
"正德末，逆臣江彬领四家兵从车驾游豫，受佛朗机夷人贿，荐其使火者亚三，能通番汉语，毅皇帝希而效之，降玉趾，日与晋接。"但武宗不久晏驾，因为宫廷权力斗争，作恶多端的江彬被皇太后和大学士杨廷和联手除掉。"武宗之崩也，江彬等怀不轨。赖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时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知天下恶之，心不自安。其党都督佥事李琮尤狠黠，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于是廷和谋以皇太后旨捕诛彬"。他的被杀殃及到葡萄牙使团。从武宗晏驾到世宗莅京的四十天里，杨廷和总理朝政。"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火者亚三因与江彬的勾连被处死，皮雷斯被迫蒙羞还国。"三月丙寅，武宗晏驾。是日，皇太后懿旨诛彬。已而火者亚三等就狱，称本华人，为外夷所役。于是写亦虎先等皆伏诛。有诏，佛朗机不许入贡"。当皮雷斯返回广东，他的中国之行将要黯然收场之时，又牵连到在屯门驻扎的船队所犯暴行，遂成为中葡对峙的牺牲品，这一外交失败也进一步上升为军事冲突。
1517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与皮雷斯分开后，屯扎在东莞屯门岛。一年后，他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前来接替，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整个使团的崩溃。"西芒·安德拉戴是菲尔南的兄弟，但性格完全不同，他从葡萄牙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张与中国贸易的许可证，带了一个船队来到广州；他到达这里破坏了以前已建立的良好关系。他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因此，在论及个人的素质和品行方面，西芒被中外双方所不齿。"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行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它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
关于葡萄牙侵占满剌加一事明廷已经有所耳闻，但在武宗晏驾后的敏感时期，正好满剌加的求援使者赶到，对佛郎机提出抗议，希望明朝帮助复国。
正德间，海夷佛朗机逐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末等入贡请封，会满剌加国使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礼部已议绝佛朗机，还其贡使，至是广东复奏，海洋船有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赍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礼部，覆言："佛朗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物至者，皆绝之。满剌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朗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
关于抗议葡萄牙船队在屯门持铳自固、武装*一事，主要来自广东。因葡萄牙"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正德十五年，来自顺德的御史邱道隆、何鳌分别上疏。
御史邱道隆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朗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御，庶一方获安"。
关于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劫掠男女，烹食幼儿的声讨最多，虽然有掠人为奴的事实，但荒诞不经的各种说法是主流，这种记载不但见于正史，也见于文集笔记，一开始只是说确有其事，到后来则越流传越离奇。《明史》中记载说葡萄牙人："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在不同的地方志中多肯定其事，邱道隆的上疏中提到佛郎机"略买小儿，烹而食之"，还有的指出沿海奸民见利忘义，助纣为虐："佛朗机夷人……后谋据东莞南头，甚至掠买小儿炙食之，其*毒古所未有也"；"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至清初，关于烹食之事的传说更加丰富，顾炎武曾记载："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滚汤，以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当这些已有的、夸张的、甚至虚有的罪名在明朝官吏们眼中都勿庸置疑时，这次仍保持在朝贡体制下的中葡首次外交往来，便以无可挽回的失败而告终。
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
对于执行海禁政策的明朝看来，允许佛郎机莅华朝贡已经是莫大的宽容，但对方以德报怨，侵占属国满剌加，加之西芒在东莞屯门的暴行，似这样的外化之民只能以武力驱逐出境。对葡萄牙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葡萄牙打破海禁政策实行自由贸易，明朝政府为了靖海安民，一场军事上的角逐不可避免。
正德十六年（1521年），对于葡萄牙的挑衅，明廷下决心武力驱逐，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命令广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这时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为张嵿，"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剽劫满剌加诸国，复率其属疎世利等拥五舟破巴西国，遂入寇新会。嵿遣将出海擒之，获其二舟，贼乃遁"。而具体战役由汪鋐指挥。汪鋐，字宣之，在正德九年（1514年）署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巡视海道，正德十六年任按察使，直接指挥了屯门之战。明朝中叶的两广地区，少数民族联合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散布在沿海的所谓"海盗"活动，已经严重地威胁王朝统治。但由于*腐败军备废弛，明军怯于力战，而戕民纵敌的事件却屡有发生，为此汪鋐还受到了处分。
初，广东海洋贼数百人，屡入广海卫城劫掠，无敢捕之者。间捕得送官，指挥赵茔、朱椿辄纵之。至是，巡按者置茔等于法，且劾守巡参政张恩、副使汪鋐、兵备就佥事程文隐匿贼情及都指挥欧儒、布政使方良节、按察使王获麟，不能举察，俱当究治。
汪鋐率兵驱逐葡萄牙船队，从出师到凯旋历时一年多，而他究竟是用何种方法获胜却是个谜。按照明代的相关文献和国外记载，可以概括为四种说法：
第一种为"凿沉说"。《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条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同时还提出冲突后期所用的军事策略，即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肯定了上述说法，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而顾炎武全文转录了《广东通志》的说法："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我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悉擒斩之，余皆遁去"。
第二种为"火攻说"。《东莞县志》不同意上述说法，指出："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事闻鋐，召募海舟，指授方略，亲临敌所。藩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鋐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火及敌舟，通被焚溺。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该材料准确地点明了冲突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没有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汪鋐取胜的关键是在准确料敌后采取的火攻，丝毫没有提到"凿沉说"。清朝的《新安县志》淋漓尽致地发展了"火攻说"：
事闻于公（即汪鋐），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劬劳万状，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毁。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出师，至嘉靖壬午凯还。
第三种为"火铳说"。《殊域周咨录》在肯定"凿沉说"的同时，又附加了一种"火铳说"。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火铳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战后缴获，肯定了是在战役之前通过传奇性的手段取得，使交战过程更加扑朔迷离。它前文坚持"凿沉说"，指出："海道宪师汪鋐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随即又介绍葡萄牙人的快船利器，和中国人是如何得到此物。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赍，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
第四种为"天气说"。与中国史料的多种说法相比，国外史学家的认识相对简单而且较为一致，即恶劣的天气帮助了西芒。"最后，他遭到了一支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只是由于一阵暴风雨把船只驱散，才使他得以逃生并回到马六甲。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复先前统治马六甲的王朝，双方关系完全断绝"。龙思泰也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可以肯定汪鋐率领明军击溃佛郎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斗争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逆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没能获胜。之后汪鋐在劣势条件下，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紧接着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佛朗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船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人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亡，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巅、巡抚御史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
西草湾之战沉重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从此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中国的文献中没有发现葡萄牙在广东沿海的冒险经历。这当然不是说葡萄牙从此放弃，而是转移到条件较为宽松的福建、浙江继续*。"自是，佛郎机诸番夷舶，不市粤而潜之漳州"。另一方面它也转变了进入的方式，"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继续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地执行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里荫蔽、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与此同时伴随着始于嘉靖二年愈演愈烈的"倭患"，中国与葡萄牙的海上交往就同"倭寇"事件相联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冲突后明朝强化海禁政策及对远东关系的影响
首先，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虽然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战争实践也使中方认识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佛郎机铳的先进性才使屯门之战一波三折，"汪鋐以兵逐之，不肯去，反用铳击败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敢近"。明军对佛郎机铳和蜈蚣船留下了深刻印象，着重引进和仿造，对边关的军事防御起了重要作用。"（佛郎机）性凶狡，善大铳，中人立死。蜈蚣船底尖面平，用板捍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原文如此，应为丈），旁架橹四十，置铳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
《明史》、《明史稿》和《殊域周咨录》等书皆认为，佛郎机铳进入中国是白沙巡检何儒的功劳。"嘉靖时，广东巡检何儒招降佛郎机人，得其蜈蚣船并铳法，以功升上元簿"。其实佛郎机铳何时传入中国仍是个谜，虽然历史证明在屯门之战前佛郎机铳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同何儒无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何儒和汪鋐都因大力推广佛郎机铳而升了官，使佛郎机铳以及蜈蚣船得到进一步普及。"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记"。汪鋐升吏部尚书后，更加大力推广佛郎机铳，并且布置在北方对付游牧民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嘉靖中，得其蜈蚣舶制并铳法。汪鋐后为吏部尚书，北卤入，请颁佛郎机铳于边，如法制用，时颇赖之。论曰：其器足以助兵，独佛郎机，后乃得红夷制"。而且火铳从广东一直传到南京，开始大批量制造，后又推广到各边镇。在嘉靖三年，"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到了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
其次，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后，明朝没有重点加强沿海军备，而是改变了海防政策，连同接踵发生的日本遣明船"争贡"事件，明朝将海禁政策更加强化，不但相继断绝了与葡萄牙与日本的官方往来，而且进一步严禁民间往来，使原本驰禁中的民间贸易时刻受到朝廷的威胁和严惩。历史学界一向是把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日本遣明船"争贡"事件作为嘉靖大倭寇祸乱的发端。"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如果将皮雷斯出使中国与"争贡"事件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争贡"之前的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已经使明朝决定"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物至者，皆绝之"，结果很快导致了"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而"争贡"事件使明朝在组织制度上加强了海禁政策，因而点燃了嘉靖大倭寇的导火索。
第三，中葡冲突后，葡萄牙转向闽浙，与嘉靖年间的"倭寇"联手，共同对抗明朝的海禁政策。十六世纪后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海上贸易，较以前相比多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的贸易背景，经济利益为中外双方所需要，因此无法杜绝。但海禁政策制约了刚刚兴起的海上贸易，也加速了中国私人海商、日本"倭寇"和葡萄牙的联合，对抗明朝海禁政策，因此严重冲击了明朝的*统治。例如，被明朝列为"倭寇"首领的许氏兄弟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等均与葡萄牙和日本有密切的联系，由他们挑起的海上冲突比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严重得多。例如："嘉靖庚子，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兹东南釁门始开矣"。
而大名鼎鼎的王直则将葡萄牙人介绍到日本。"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详其姓字。时西村主宰有织部丞者颇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书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何其形之异哉。五峰即书云：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粗虽知君臣君臣之义，未知礼貌之在其中"。这里的儒生五峰即王直，而其形不类、其语不通的外国人就是葡萄牙人。王直不但与葡萄牙人、日本人相来往，并把这种*贸易往来扩大到他的海外大本营--日本平户（今长崎）。平户的领主松浦隆信多年来一直庇护王直，在同中国进行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王直以平户为自己的根据地，这样葡萄牙、日本和王直形成相互依靠之势。
就在明朝决心驱逐佛郎机、关闭市舶司、与所谓"倭寇"兵戎相见之际，也正是欧洲、东南亚和日本的贸易大帆船在远东频繁活动、获利丰厚之时。以葡萄牙人、以及稍后的西班牙人所构成的"全球化"贸易网遍布亚欧美，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轻易的放弃。"因中国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中断了有利的勘合贸易的日本商人，为了不断地引入中国产的生丝和绢织物，将航海路线延伸到菲律宾和安南，同中国商船相遇进行海上贸易。这种*贸易因与勘合贸易不同，不但横渡中国东海进行，还将经历更危险的外洋航海"。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明朝的镇压，一方面来自东海、南海地区以致更远地区越演越烈的海盗式劫掠。随着这种没有武装的*贸易的危险性加大，使得拥有较好武装的葡萄牙商船趁机而入，垄断了广大海域上的自由贸易。同时由于"日本沿海地区的大名们，千方百计希望从对中国的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与财富。因而，他们对葡萄牙人的到来甚表欢迎，……"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到处周游，而且受到九州岛上那些大名的良好关照，并被这些大名主动邀请，在他们的领地上居留""。葡萄牙人在广东抵挡不住明朝的追剿，无法在粤海一带立足，于是和中国、日本的海商相结合，私贩于闽浙、日本、东南亚以及欧洲和美洲殖民地之间。
第四，随着海禁政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明朝统治集团分野为"严禁派"和"驰禁派"，双方各树主张，展开激烈争执，从而在内部影响着海禁政策的执行和走向。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常被描述为"嘉靖大倭寇"前期孤愤的抗倭勇士，但实际上他多次出击的对象包括有佛郎机，并且最后也因在诏安走马溪之战中击败佛郎机，而落得江南势家的弹劾最后自刎的结局。在朱纨眼中，"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嘉靖二十七年，朱纨扫荡了盘踞在宁波双屿的倭寇和佛郎机；第二年又在诏安走马溪的对葡冲突中取得大捷。"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俟命词，仰药死"。朱纨虽然不畏权贵，克尽职守，但他的视野局限在海禁政策下的是是非非，无法跨过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看到由葡萄牙东渡而形成的新时代的来临；从而"根本不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堵塞不如疏导"的道理。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东南沿海积极抗倭的时候，广东地区的官民又看到海禁之弊，纷纷上疏请求驰禁，其中以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疏最为典型。当时，广东地区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上贸易，如果片面的因为屯门之战等原因而罢市舶、绝番船，必然导致公私两害。"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与此同时他还列出举市舶、通番船的四大好处："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上疏请求驰禁，并没有认为当年驱逐葡萄牙为不妥。可见屯门之战后，朝野上下对葡萄牙的恶劣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只是与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获利甚多，广东地方政府才一再请求驰禁，重开市舶。"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葡萄牙商人从1517年初次来华至1557年定点澳门的四十年间，在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面前，奔波于广东至闽浙的沿海，以求一地来贸易。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循贿许之。时仅蓬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虽然这条史料早已被证明有许多不确之处，但仍大体反映出在海禁与驰禁的利害冲突，广东地方政府在接纳葡萄牙东来时的矛盾态度，以及葡萄牙商人源源不断万里逐利的盛况。
综上所述，葡萄牙使团来华的失败，由此引发了与近代西方国家间的第一次海上武装冲突，在这种外交军事压力下，中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朝贡贸易体制和海禁政策遇到了挑战，并不断地冲击着明朝的*稳定，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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