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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曾有许多*，以防止铜钱的外流，但是由于商业的日益发达，铜钱仍然始终不足，加上携带也有所不便，于是在宪宗时代就出现了商贾飞钱之制。《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云：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又唐赵璘《因话录》卷第六〈羽部〉云：
有土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赉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寘之衣囊。
按此处所谓“便换”之性质，显然与《新志》所谓“飞钱”无何差异，只是同物异词而已，诚如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王播所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是飞钱即便换也。此种飞钱或便换，可以节省钱币的现量，缓和钱币的不足，而且便于携带，清顾亭林比之为明代的会票，其功用有如今目的汇票，因此也可说是后世钱庄票汇的滥觞。不过，初期经营这种便换业务的，多属私家商贾，结果却使钱币被囤积起来，市面流通的货币额反而日益减少。于是，政府为使货币得以流通，俾经济发展不致壅滞，乃毅然禁断便换。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二月制云：
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疋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
可是，禁断便换的结果，钱币囤壅如故，仍然无法使货币流通，国家财库反而缺乏见钱支出。因此，政府便想独占便换事业，以节省各地运输税钱到京师的烦费，乃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五月，采纳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之奏请，令由官方经营便换的业务。而且，政府在经营便换业务的过程中，为谋打倒私家商贾而达到独占的目的起见，甚至曾经牺牲了汇费的征收，如同年七月，度支、户部、盐铁等使奏云：
先令差所由招召商人，每贯加饶官中一百文换钱，今并无人情愿。伏请依元和五年例，敌贯与商人对换。
此处所谓“敌贯与商人对换”，便是以相对数额的钱币与商人兑换，而牺牲原来规定“每贯加饶官中一百文”的汇费。结果，宪宗允准了度支等使的奏请。尽管政府采取此种优惠措施，而三司所经营的便换，仍然时生弊端，终究无法达到独占的目的。于是在十年之后，即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下令“公私便换钱物，先已禁断，宜委京兆府，切加觉察”，至此不论公私经营的便换业务，一并都被禁止而停顿了。无论如何，虽然当时办理并不完善，但就中国货币经济发展史上而言，便换业务仍有其存在价值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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