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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后苏联境内托派地下活动概述<%=id%>

    (编者按:这是已故俄罗斯学者瓦.拉戈文的系列著作《存在另一条道路吗?》中涉及1927年后苏联境内托派地下活动的资料。作者瓦.拉戈文,哲学博士,俄国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去世。自1992-1998年间出版了他的系列著作《存在另一条道路吗?》,包括《政权与反对派》、《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1937》、《烈士党》和《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
      
      1933年:「反革命托派团伙」案
      
      1933年1月格柏乌*秘密部在向斯大林承交的书面报告中,详细汇报了托派地下活动及侦破工作进展。据报告说,自1930~1931年间许多反对派分子公开悔悟并重新出来工作后,不少人又恢复了地下活动。部份组织很快被破获了。但一直存在着以伊.恩.斯密尔诺夫为首的,极为隐蔽的组织。它的成员在二百人以上,拥有一系列城市和生产支部:列宁格勒、哈立科夫、高尔基城、基辅、罗斯托夫等城市,以及国家计委、重工业部等中央政府机关。1932年逐渐引起公安部门注意,在逮捕行动中,89人年落网,包括斯氏本人,捷尔——瓦嗄扬,普列奥泼拉任斯基。在其它被捕者中包括工人、工程师、高校教员、记者、企业领导。搜家时查获部份用打字复印的《列宁遗嘱》(《给党大会的信》),*传单和国内反对派分子与托洛斯基的秘密通信。被捕者的绝大多数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是「反革命的」,以及地下组织的存在。部份人拒绝提供任何证词。1933年2月20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被捕人员中30个人的党籍;与此同时格柏乌特别项目组判处88人刑期不等的*(3~5年),45人被处以三年流放的惩罚。正式罪名是:1. 「成立非法反动组织」;2. 图谋重建全苏地下托派团伙;3. 与其它托派串连;4. 散发地下非法文件。
      
      以上受迫害的反对派人士在1936~1938年大部份被*。
      
      1934年:「地下托派中央」案
      
      1931年3月,左翼反对派积极分子阿普.利芙舍兹从流放地逃走。1932年末她与拉科夫斯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取得了联系。作为后者的联络员同各地的流放托派商讨召开全苏托派地下大会以及协助部份流放者逃亡等计划。1934年初利芙舍兹被捕,两个月后按她的供词逮捕39人。抄出托洛斯基境外文章抄件及信件,上乌拉尔*隔离牢房中反对派囚徒因绝食而起草的传单。被捕者均为「已悔过」的原托派。正式罪名:图谋恢复、指导全国性托派地下组织。大部份被捕者被格柏乌特别项目组判以3~5年*。1936~1938年大部份被处决。
      
      托派在流放地、监狱、集中营
      
      1936年以前大部份反对派成员处于流放和*(所谓的「*隔离牢房」)状态中,那里的待遇相对还较为宽松;从1936年开始,党内反对派被完全投入集中营里去了。
      
      在这一年(1936)中,从哈萨克斯坦经铁路向远东运去一大批流放的托派。他们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后来当到达目的地后,这个领导机关与当地托派领导核心合并起来了。来自中亚的托派中有十月前的老革命和内战及内战后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但主要组成部份是「热烈的青年人,列宁主义近于狂热的支持者」。在途径克拉斯纳亚尔斯克市火车站时,托派们呼喊了下列口号:「打倒反革命的联共中央!」以及下列鼓动性的谈话:「工人同志们!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叫我们作托派……政府里没几个无产阶级代表了,净是些官僚。头号官僚是斯大林……」在海参崴市码头上,托派们打出了自制的横幅:「打倒斯大林!」他们并竭力同码头上群众对话:「……工人同志们!报纸上瞎扯一气,说是没有*犯,我们就是*主义*犯,这种犯人好多好多。我们是被斯大林关起来的……」
      
      在开往最后目的地的集中营的轮船上,老牌托派派来科夫发言(船上举行了囚犯讨论会)说:「需要积累力量,以准备下一步的斗争。我们中的一部份人会被改善待遇等手段所收买。而我们这一类不妥协的分子应作好大苦难、大牺牲的准备。」
      
      卡累玛集中营位于北极圈附近,1936年后成为托派「群英荟萃」的地方之一。他们有统一的自我称呼:「没有放弃(原则)的列宁主义者」。在日常宣传(营中有大量非托派囚犯)中着重强调四点:1. 需要公开「列宁遗嘱」;2. 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国内推行不可容忍的恐怖政策;3. 强制集体化导致农民处于完全被奴役的状态,这种集体化不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4. 斯大林政策丑化*主义。
      
      托派举行了90天的绝食。要求如下:通信权、读书权、与刑事犯分开(住处)。营地当局同意了这一要求。领导绝食的地下核心成员之一是鲍.米.艾利辛,62岁的老革命(1936年时他的党龄已超过40年)。
      
      营地中有发达的奸细网络。据部份解密的安全机关档案里的文件记载,曾有大量关于托派在营中活动及言论的报告。如1936年初某「线人」报告:「8号工棚的托派分子们有系统地在营地里从事反党和反斯大林宣传……马尔托内夫说:「咱们的同志到处都有,托派名义上是垮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停止工作。需要忍耐。(我们)托派是有足够忍耐力的。」「斯捷巴科夫说:「斯大林的路线是大棒路线。这种『劳改』不能把人改造好,反倒会让囚犯们更恨当官的。」「马尔托内夫强调说:『托洛斯基和我们这些人不会向当局弯腰讨好的。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1937年春天,公审了一批托派地下领导人。在审讯材料中留下了这些人的词组只言:「齐齐纳泽称苏维埃国家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舒克林叫骂说『斯大林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已经丢尽了威信,因为他是个嗜血的下流蚽子……』斯大林想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因为他比这些人蠢十倍」,米舍林质问:「这些天又有哪些老革命被捕被杀?看来,上头是下决心把革命领袖们往死里整了。」公审结果,5人被判死刑,其它人被判10年徒刑。
      
      卡累码的托派领导人之一是谢尔柏斯基和扎哈良夫妇。他们的住处(所谓「工棚」)是托派们开会的地点。这两人也是1936年8月开始的,长达80天的大绝食领导者之一。1937年10月他们被处决。
      
      另一个托派领袖人物是玛格科娃。她原是20年代末「乌克兰地下托派中央」成员之一,1928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州三年。在当地她为也在此流放的拉科夫斯基作秘书工作,并领导了国内托派印刷地下传单等事宜。1929年在公开悔过以后被提前释放。1932年她被发觉与斯米尔诺夫地下组织有关,再次被捕。在上乌拉尔隔离牢房*一段时间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36年在哈首府阿拉——木图市第三次被捕,并被押往卡累玛营地服刑(刑期5年)。1937年秋天她第四次被送上审判台,正式罪名:有系统地与营内托派串连;反革命宣传;参加反动绝食活动。1937年9月份下旬被*。
      
      另一个托派囚犯们集中的地点是北极圈内的瓦库特集中营。1936年夏,大批托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从各个流放地和监狱被当局用火车押运到阿尔罕格利斯克市,从那里转运到瓦库特。在新地点宣布了关于全面推行「劳改」制度的决定。这样一来,原有的流放犯们自动变成了劳改犯。此外延长5年刑期。住的地方是粗帆布大帐篷,每个帐篷供250人居住。集中营的新任户里除了托洛斯基的儿子谢.谢多夫和托氏私人秘书帕兹南斯基还包括了原国家石油工业领导人科西渥尔,斯大林亲信之一的科西泽尔的弟弟。此外还有原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党支书记;莫市托派地下市委委员,「高校片负责人」索柯略特.盖渥尔扬,「民主集中制」派(联共20年代党内反对派之一)的领导人之一米尼奥夫夫妇,格鲁吉亚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拉多.叶努基泽,他也是斯大林心腹之一阿.叶努基泽的侄子。莫斯科工人科立夫错夫,顿巴斯地区作家巴格留克,乌克兰卢冈茨克市教育学院原党组书记捷涅克,莫斯科地下托派委员会成员之一马基德,原苏共青团中央成员米立纳依斯等一百多名托派领导核心成员。
      
      1936年秋天,瓦库特托派囚犯举行了132天的绝食,共有一千人左右参加。绝食前以「希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宣言」的名义在营中搜集了签名。绝食(同时也是「宣言」中)的要求,包括:
      
      1. 撤消内务人民委员会(类似中国的公安部)关于流放犯改为劳改犯的决定;公开对托派进行审判,反对「特别项目组」的司法授权;2. 集中营工作不应超过8小时一天;3. 饮食供应状况不应与每天的具体工作量挂钩;工资(集中营内对劳改犯也发放工资)应为货币形式,而不是实物;4. *犯与刑事犯隔离开来;5. 囚犯中的残疾人、女人、老人应从北极圈内迁往较温和的地区。绝食期间不断有人死亡,1937年3月莫斯科授意营地当局:「全部要求予以满足」。在这之后托派们可以从事一般性的,不繁重的工作,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一天,饮食也有固定的标准。与此同时「彻底解决托派问题」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会下达00409号文件,标志着托派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这一文件从它的编号上看,是在斯大林本人亲自倡议并参与起草的情况下制订的。全权特使耶·卡什克京通盘领导清除托派的技术性工作。卡什克京1936年9月因精神分裂症从内务部门调往莫斯科市委工作,但在1938年1月被重新调回原单位,专门负责与托派作斗争。
      
      1938年3月1日第一批*173人,包括盖渥尔扬、亚科文,艾利钦,布洛维尔,时间约10个小时。1938年3月第二次*351人,包括科西渥尔,柏兹南斯基,京盖尔什泰德,拉多美斯林斯卡娅,总计前后处决2,901人。重要托派的子女,12岁以上的也一并处决。行刑地点为制砖厂,离营地约20公里。
      
      应该说,对瓦库特的托派们来讲,他们对这一结局虽有预料,但内心深处仍未相信。当到达瓦库特时,托派们并未消极,而是十分活跃,充满干劲。1936年间正逢「全民大讨论」新宪法之时,在瓦库特营中按官方意图也举行了讨论会,托派们把宪法草案驳的体无分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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