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40和5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中国和日本被迫开辟大量通商口岸和城市，同美英法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两国贸易陷入窘境。自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幕府（中央统治机构）和诸藩（地方势力）积极寻求解救经济危机的办法。一些幕府大员认为必须加强同中国的贸易。虽然日本和中国自古以来就互为主要贸易对象，两国却没有正式的贸易条约，日中间的贸易被荷兰、英国等西洋商人获取，他们往往从中牟取数十倍的暴利。为了与西洋大国抗衡，并直接获取日中贸易利益，幕府和诸藩认为必须争取与中国清政府建立正式商贸关系。
1859年3月，箱馆（今函馆）“奉行”（当时日本市政的最高行政官员）堀织部正等4人联名提出向外国派遣使团的申请书，目标一是黑龙江河口，二是上海与香港，这一建议引起幕府的关注。
1861年5月，幕府大臣小栗忠顺、冈部长常上书，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当时正赶上太平军包围上海，因此冈部长常建议，出使的主要任务是观察情况，等到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商讨缔结日中贸易协议。小栗忠顺、冈部长常在上书中特别强调此次到中国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因上海当时已成为西洋人在远东的商业、交通和军事据点，他们想通过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和中国的状况。
1862年5月27日，日本使团由“御勘定”（江户幕府直属将军的用来掌管财政和民政的家臣和武士）根立助七郎率领51人前往中国上海。这是日本被英美等国打开国门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到中国学习考察。随行队伍中有日后日本维新的著名*家和军事家高杉晋作，还有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他们乘幕府官船“千岁丸”号从长崎出发，于6月2日到达黄浦江，8月1日离开吴淞口，8月8日回到长崎。
“千岁丸”号驶抵上海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处于高潮。高杉晋作在上海逗留期间，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观察中国形势。在他的眼里，中国原有的风貌已荡然无存：海港里面外国商船穿梭竞逐，市街上外国商馆鳞次栉比，一队队水兵从军舰上下来执行任务，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只对外国人免费开放。他指出：“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此次决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
逗留期间，五代友厚对高杉晋作说：“尽管太平军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数英法军队面前遭到惨败，今后是新式大炮和军舰的时代。”高杉晋作深以为是，并邀友厚一起去观看英国新式大炮。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衰败，“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既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中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绝版；因循苟且，空度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他对堀田正睦的教诲大为感慨———1858年幕府“老中”（德川幕府直属将军的总理政务的长官）堀田正睦曾深刻地指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
“千岁丸”号的上海之行，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增强了他们学习西方，尽快壮大本民族的紧迫感，这为日后大规模学习外国奠定了基础。
岩仓使团大规模出使西方
1868年日本建立新政权，并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在维新运动中新政权特别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1871年12月，日本新政权决定对外派遣“欧美使节团”。这次派遣使节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与列国并肩之基础，奠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此外，还要研究各国陆海军的法律、待遇和指挥方法，以及海关、军械、城堡防卫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
同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欧美使节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途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
岩仓使团的此次出访几乎出动了当时日本新政权的主要成员，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官员51人。担任使团大使、副使的人选在新政中举足轻重，其中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可谓“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
1871年正是日本新政权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大一统之时，但在如何建设日本的问题上，却没有经验。德川幕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家依附于封建势力，他们没有*设想。至于下级武士出身的新政领导者，除了见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通过书本了解一些西方情况外，大多数人都没有深入观察过西方社会的实况。恰如伊藤博文所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可见，岩仓使节团的出访正值日本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因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送行时也说，各位乃是“国家柱石”，“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云云，并且勉励使节们“代君行事”、“各奉钦旨，同心协力”。
与美欧贸易谈判受挫
使团搭乘美国邮船“亚美利加”号横渡太平洋，于1872年1月15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其后沿铁路东进，2月2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美国认为日本大使没有国书和全权委任状不能谈判。岩仓只得一面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回国取国书和委任状，一面继续与美国交涉。日本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建议。美方则认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要有先决条件———开放日本内地。双方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协议。当大久保利通携带国书和委任状再到华盛顿时，双方交涉已经停止。
使团在美国碰壁后便转赴欧洲。1872年8月17日抵达伦敦，和英国交涉。英国坚决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其他各国也拒绝修改条约，日本无可奈何，只得放弃修改条约的打算，全力进行考察。
对欧美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
使团历访欧美许多国家，拜见了各国首脑，考察了政府机关、议会、法院、港口要塞、兵营、农牧场、学校、报社和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
使团对“文明中枢国”———英国印象特别深刻。自1872年9月28日起，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巡览了英格兰、苏格兰许多地方，包括法院、监狱、学校、贸易公司、工厂、造船厂、钢铁厂；他们仔细观摩了造纸器械、毛织品、丝织品、银器、玻璃等；连煤矿、盐场以及古寺古城等也无所不至。他们每到一地，看见黑烟冲天，无不设有大小工厂。这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富强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国内，就提出了要以英国为榜样的《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听了俾斯麦讲述个人经历和普鲁士从小国发展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过程，并深受感动，对德国统一时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欣赏。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要以德国为榜样，以实力对抗强权，要着重内治。
使团从实际考察中体会到，要想富国必先建立法制，向德国学习，在日本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大家一致认为，富国方面要以英国为榜样，强兵方面要以德国为楷模，尽快缩短与西方各国的差距。
使团的木户孝允在1872年1月25日写给国内文部省官员的信中谈到，他们所经过的西方市井街道，间有所闻，与自己的想象并无特大差异，但是有关学校和工厂的情况，却“痴笔难尽”。他急切地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10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提醒日本国人：“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他激励日本人：“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岩仓使团从1873年5月至9月先后回国。回国后，与使节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把这次欧美考察的实录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该书中许多重要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岩仓使团大规模出使西方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日本敢于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念，促进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高速发展并迅速成为亚洲强国。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俄国，震惊了整个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