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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后撤20公里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他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印度军队逼上门来闹事
1960年1月，中方又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命令在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方能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啊，相当于一个福建省，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上门来闹事了。
毛泽东说不打不成交
1962年10月18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后，会议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
毛泽东问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定在10月20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央又一次召见他。
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姿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了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的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们后，他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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