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红帮风光的背后<%=id%>

往今来，没有哪个“黑恶势力”可以象青红帮那样风光了。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可以看作是上海青红帮力量的大检阅。光是送祖先牌位盛大游行的仪仗队，就有六个大队。蒋介石送来了“孝思不匮”的金匾；吴佩孚送来了“武库世家”的金匾；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法、英、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上海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此外，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十几把“万民伞”和团体的旗伞。真可谓“匾额大展览”和“军阀大集合”，这些“大好佬”中，计有总统两位：徐世昌、曹锟；执政一位：段祺瑞；大帅两位：吴佩孚、张宗昌；前清提督：李准。正如时人所谓：“宾朋联袂，车骑如去。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要知道，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就是蒋介石去法租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此前蒋介石不明就里，带了60多名警卫，开了两辆军车准备进入法租界，结果被法租界安南巡捕拦住，扣押了军车和警卫班长，经黄金荣协调才得以妥善解决。（杨尧深，《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青红帮在上海的力量，可见一斑。
　　
　　那是一种怎样的辉煌呵，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曲蟮修成龙”，各获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且让整个“社团”从地下走向公开，他们组织严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渗透进工、商、军、政、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各界，可谓无孔不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经常在*力量的博弈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立三回忆1924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就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了解帮会，特别是了解青红帮，是了解上海近代社会的一条通道。
　　
　　学界对于中国帮会的历史，一度探讨得比较热烈。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帮会史研究的着重点一直放在天地会、小刀会等“革命”性团体上。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经被看作“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海青红帮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资料得到整理。此后，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又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已经成熟、完善，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求。相反，我认为，过去帮会史的研究，没有从中国的近代化这个“大历史”入手，因此不免失之琐碎，而且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戴有色眼镜的现象严重。一些帮会掌故，虽然读来津津有味，但是只见波涛未见涌流，于其兴衰徒增扼腕之叹。因此，这里试图缕析青红帮势力的来源，窥其兴衰背后的丝绳。
　　
　　帮会的力量是通过少数“闻人”（当时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的能量体现出来的。不过，并非所有的帮会上层都能做这样的“闻人”，“帮会中能独撑全市或一帮市面的巨头，当推那些有稳定财源、众多‘抱腰’（手下）、‘脚碰脚’（朋友）的首领”。(胡训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如此，分析帮会的力量，可以从帮众、经济力量、*势力等方面来着手。
一、青红帮的帮众发展
　　
　　由于传统的精英观念和英雄史观影响，过去的帮会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中流于少数“大亨”的传奇，忽视了帮会力量的基础——普通帮众。我们知道，帮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有着庞大的有组织有影响力的帮众。没有这些帮众的支持，那些“大亨”也只能是光杆司令。因此，要更客观地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发展壮大的影响，首先就要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帮众发展的影响。
　　
　　(一)近代化促使帮会势力向上海聚集
　　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发展迅猛，很快成为华东重镇，繁荣、开放程度都在中国首屈一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前沿阵地，和广大中国内地的日益破败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也就吸引着人们蜂涌而至，以求改善处境或者保全其身。这种愿望也同时吸引着各地帮众，形成了青帮势力两次东迁浪潮。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漕运废除，沙船和汽船的海运业相继兴起。因为不少帮众参加或协助过太平军，安清帮的组织形式——粮帮也被遣散。但是，这部分失业船民以及岸上各阶层无业游民仍然保持着帮会组织形式。上海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这批游民提供了出路，他们加入了移民队伍，混迹于上海，寻觅各种生计，其中一些人逐渐发迹，成了头面人物。这就使上海的青帮组织大为发展，而各地青帮游民来者更众。
　　
　　第二次是青、洪合流的关键人物徐宝山死后，其所控制的帮会势力陆续流入上海。这些人之所以在*不得势后避居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繁华能够满足他们奢华的生活，同时，上海华洋杂处、三界五地的社会状况也为他们提供了*庇护——这些人都曾随徐宝山降清投袁，被帮会和社会上所鄙视。这批“苏北帮”进入上海后，给上海的帮会势力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首先，徐宝山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同洪门“四大江湖”之一任春山合开过“春宝山”，力推青、洪联合，所以其系统本是青、洪合流的产物，进入上海后，更促使了当地的青、洪联合，逐渐形*们所说的“青红帮”。其次，这些人成份单一，团结紧密，不象其它帮会派系内部那么松散，很快发展成为上海帮会的主导。已经有相当势力的黄金荣，此时也郑重投拜徐宝山昔日干将、“大”字辈张仁奎。
　　
　　没有青帮的两次东迁，就不会有上海青红帮后来的繁荣。“上海39位‘大’字辈，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页。）其中包括：原籍扬州的曹幼珊（江淮泗系统），安徽婺源的汪禹丞、河北河间的马玉山、山东滕县的张仁奎、安徽芜湖的樊瑾成（均兴武六系统），山东济南的米占元、江苏泗阳的刘登阶、江苏桃源的王九皋（均嘉兴卫系统）等等。所以，我们要说上海青红帮的基石是外地人打下的一点也不过分，而这正是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
(二)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解体把大批民众抛向帮会
　　
　　近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并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必然对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强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历史悠久，非常成熟稳定，并且有相当地自我调剂功能，一旦被打破，往往倾向于恢复与重建，而不是朝着西方的民主社会形态发展。如果硬要把它向近代化方向推的话，就必然经历混乱、迷惘的阵痛，社会成员的发展方向也就多元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在列强商品输出的冲击下日益没落，中国的农业也因战乱、灾荒、苛税等原因日益破败，失业破产者和无业游民大量增加，“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和卖*盛行。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是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2页。）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农村的情况自然没有改观，城市又因工人数量的增加而使这一问题日益严重。朱学范在分析为什么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人数那样多时，特别强调：“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一个无序的社会是令人不安的，不但普通工人热心帮会，社会上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因种种原因开始进入帮会，主要是为了“不怕流氓敲竹杠”、“跑码头可以吃得开”、“借帮会为号召，加强势力”、“得到安全保障”、“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等。(施福康，《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生意亏本后，经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才得以摆脱债主们的纠缠。虽然蒋介石发迹后，黄金荣也识相地了断了这层关系，但是师徒之谊毕竟业已存在。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被战局急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是专程赶到上海拜寿，行跪拜之礼。
　　
(三)帮会的公开活动和入帮仪式的简化更方便了帮众的发展
　　
　　帮会起初都是作为一种秘密会社存在的。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视“结党”为大忌。清政府统治时期，对洪门的压制尤其严厉，一经发现格杀勿论。青帮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清廷默许，但是太平天国以后，也被取缔、遣散。这样，帮会的组织和活动，基本上又是秘密进行的了。为了防御被叛徒、奸细出卖的危险，帮会又为新成员的加入设计了极其繁琐复杂的仪式、规定和诗词条幅，以达到鉴别异己和强化对内部人员思想灌输的目的。在同敌对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这类礼仪也不断发展变化，愈演愈繁。这种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极严厉的保密制度，给帮会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民国初年，社会各界还难以窥见帮会的真面目。
　　
　　民国成立以后，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消失，帮会再也没有秘密集合、维持繁文缛节的必要。不过，因为沿袭已久，帮会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一些知识界人士通过切实考察，逐步揭露出帮会内部组织、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秘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人平山周写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对中国的帮派有较详实的记载和分类。接着，一些帮会头目深感过去那种口耳相传、手抄笔录式传道过程效率太低、错误率过高，陆续编印了诸如《江湖海底》、《金不换》、《通漕辑要》之类的书籍，收录了帮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历史沿革、隐语暗号及帮会人名录等内容，帮会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此后，帮会开始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面纱，而以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忠信社、朱学范的毅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
　　
　　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帮会，开始承认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对社会、推翻政府为目的。社会则承认甚至模仿帮会的某些特殊行为方式。此后，加入帮会，不再是需要隐瞒家小的见不得光的事，而是谋求势力发展的一种正常途径。
(四)中国的近代化方式也促使广大下层向帮会靠拢
　　
　　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到1920年代，已经经历了物（器物层面）——心物交界（制度层面）——心（文化层面）的转化，开始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发展。但是，无论何种方式，往往混淆了“目标”与“手段”的区别，把实现近代化的必要手段当成近代化这个终极目标来对待，以为采取了某种措施，实行了某种主义，便可一劳永逸、立竿见影，使中国立即实现近代化。因此，一个个近代化方案，说到底都是上层知识界一厢情愿的理想，是地地道道的造梦工程。对于下层劳工而言，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从来没有被有序、有效地融入到近代化过程中，他们的处境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
　　
　　也正因如此，广大的劳工阶层对传统社会没有依恋，对现行社会没有幻想，对*变换麻木冷漠，对社会进程漠不关心，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慨然长叹“吾国吾民”，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深感“觉悟不高”，俨然是社会进步的累赘甚至阻力。
　　所以，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为什么不少的劳工阶层选择了加入帮会，而不是参与或者组织更为“先进”的互助组织。“上海职工大众加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要英雄的平凡而琐碎的工程，尽管农民期盼与膜拜英雄、伟人，但是他们的进步，仍然不是英雄与伟人所能拉动的。
　　
二、青红帮的经济来源
　　
　　“天下清帮是一家”，根据辈份高低，一师皆师，一徒皆徒，要维持帮众的交谊和打通各处关节，“手面”是非常之大的。要玩“老头子”角色，更是需要让弟子有比较稳固的饭碗，并且自己也得有可观的资财。但观青红帮一干“闻人”，无不腰缠万贯、生活奢靡。杜月笙更以“及时雨”宋江自比，时刻准备着大量现金“仗义疏财”，每天在他家楼下等候“借急”的不下两百人。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开支，依靠传统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需一些新的生财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保护”和“代理”收入的增加
　　
　　收“保护费”是一般流氓团伙的惯差，但其对象也往往只是小店小号，大一些的字号往往有自己的一套保护措施，所以这样的收入对于“大亨”们的开支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不值一提。他们所得的，是变相的“保护”和“代理”。一方面，上海的工商金融业相当发达，大的字号也尤其多；另一方面，近代上海鱼龙混杂的社会状况又让人很不安。于是，一些字号的老板把帮会头子抬出来当“董事”、“股东”，倚仗帮会势力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并定期给帮会头子一定的“孝敬”和“分红”。这样的“兼职”稍多，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以杜月笙为例，及至1937年抗战前，他已当上了70多家现代工商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身兼200多个董事、理事与股东头衔，仅这些头衔的收入每月即达一、二十万元。（江绍贞：《杜月笙》，载《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二)近代化过程中对烟*娼的治理导致青红帮对这方面收益的垄断
　　
　　这一点看似难以理解，既然是治理，当然是要消除了，为何又会被帮会所垄断？
　　
　　说到底，这还是归结于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烟*娼作为社会公害，必然会在近代化过程中遭到禁绝。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的国度来说，近代化运动必然会遭遇到来自传统的巨大阻力，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工商城市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行为取向中的传统因素仍然是较为明显的。“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格局中，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个人、群体面对原有利益的丧失而在现存社会中难以立足的现状，愤怒与无奈的心理往往转变为社会抗拒行为。”（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所以，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会人为地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在中国禁烟的具体进程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轨迹。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租界相继在上海建立，外商纷纷涌入上海，争相开设洋行，贩运鸦片。因贩运鸦片利厚财多，各租界都要把这一宗买卖当作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起初，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开贩卖鸦片，均由租界当局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发给牌照，不问中外商人，都可以公开营业。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后，国际上召开海牙万国禁烟大会，英政府受舆论指责，表面上与清政府订立禁烟协约，约定十年禁绝，暗中却又支持洋商*，甚至武装保护，输入中国的鸦片有增无减。庚子变起，条约成为具文。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又与英国续缔新约，仍说十年禁绝，同时在国内也宣布所谓禁烟政策。但由于租界包庇，官吏贪污，上海的中外烟贩，根本不把禁烟条约和禁烟法令放在眼中，反而变本加厉，日益猖獗。1909年（宣统元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英国因受舆论压力，对于禁烟法令不得不表示协助清政府逐步推行，决定分批禁闭租界上的烟馆。此后又经过历次“禁烟”，公共租界的“土行”和“挑膏店”都搬到了法租界，使法租界成为贩毒、运毒、卖毒和吸毒的集中地。1920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合伙开设“三鑫公司”，搞鸦片联运，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根据上海一家杂志提供的资料，当时这家官商合营的公司，依靠驻军的保驾、巡捕的保护和各路流氓“抬举”，每年盈利高达5600万元之巨。（杨尧深，《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丰厚的油水不仅喂饱了法租界当局和上海滩军政首脑，也极大地充实了青红帮的腰包。
　　
　　1923年，为了操纵法租界内的烟土买卖，肃清抢土风气，使帮众获得稳定生活来源，青红帮促成法租界当局准予烟土公卖。经法领事同意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联络土行头子，议定条款，实行公卖。本着“烟土集中，化私为公，统购统销，盈余公摊” 的原则，青红帮与各帮头子达成协议，烟土利润按月分摊，不得再行抢夺，各帮皆大欢喜。此后，黄金荣负责与法巡捕房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江浙军阀，杜月笙主持枪捐公司，而且凡是上海经销的烟土，均由他支配。由是，青红帮可谓财源滚滚。
(三)投资近代事业的收益
　　
　　虽然烟*娼曾经是青红帮的摇钱树，但是，这样的社会公害毕竟不可能近代化过程中长存下去，青红帮必须寻求适应社会发展的正当营生。大革命以后，张啸林已认识到，“我敢保险，不出三年，黄浦滩要变成一个新世界，*与土，恐怕要给他们连根铲除。”（韦君谷：《杜月笙全传》第二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帮会的经济收入不可避免地由全部非正当收入转为有一部分正道的企业收入。如杜月笙，从1929年投资中汇银行开始，陆续楔入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金融业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他又插足船运、棉纱、面粉、瓷器等近代工商业，并且这方面的收入比重逐年上升。
　　
　　当然，帮会投资近代工商金融业，也不会完全收敛其“不法”的本性。1930年代张啸林做棉纱股票巨额空头，孰料行情看好，天天上涨，张竟大耍流氓手段，派出打手到棉布交易所要求停止交易，导致行情下跌直至其捞足为止。杜月笙办的中汇银行，“正常的业务往来并不发达，其经营重点放在特殊业务上，即收、付烟*两项的大量游资和押款”，资本雄厚的大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费用即可保提、保运甚至保销烟土，这种生意是其他商业银行绝对无法染指的。不过，虽然帮会的经营不无超经济的方式，但经营近代工商业必定要遵守一定的经济规律，这毕竟与从前单靠*台、贩卖鸦片所得不同。
三、青红帮的*力量分析
　　当然，青红帮的力量，无论是其表现还是其来源，都主要在*方面。
　　
　　(一) 近代化对“秩序”破坏的同时对良好“秩序”的要求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近代化促使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解体，造成大批失业破产者和无业游民，并且为青红帮提供了充足的帮众来源。“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近代化程度迅速加深的同时，分裂的行政整合能力有限，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完善。”（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7页。）但是，近代化毕竟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发展过程，这种无序的状态，不仅会阻碍近代化的进程，也是和近代化的根本精神相违背的。所以，当权者迟早会采取措施，治理混乱局面，维护统治秩序。青红帮本来就是混乱的一大制造者，要维护起来当然简单得多。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很快得到发展壮大。
　　
　　黄金荣的发家史是这方面的典型。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1880年来沪，裱画店学徒出身，后来在郑家木桥一带过流氓生活，逐渐成为一个小头目。郑家木桥的桥南是法租界，桥北是英租界，浦东、南汇、奉贤等县农民经常摇小木船运载豆箕柴、稻草柴等到桥边出售，一些小“瘪三”就云集在郑家木桥南北，时常找农民寻衅敲诈，如果对方呼救，他们就由桥北逃到桥南，或由桥南逃到桥北，溜之大吉。因为两租界形同两国，在桥北犯事，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管，在桥南犯事，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管，让他们“钻空子”。人们都提高警惕，社会上也流行着“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的口头禅。
　　
　　为了治理这些每天闹事的小“瘪三”，法捕房当局决定以毒攻毒，雇用黄金荣为刑事科便衣侦探。从此黄把他们大都收为徒弟，加以掌握，作为他在捕房立功的本钱。依靠这些徒弟，黄金荣为法捕房破了相当多的案子，被擢升为探长、督察长，并在“一战”期间因维护租界“治安”有功被法租界当局加聘为公董局顾问，领少将军衔。法租界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黄金荣也因此一跃成为“海上闻人”，被誉为“租界治安长城”。
　　
　　治理“瘪三”，还只是维护小“秩序”，当权者还有更大的“秩序”需要维护。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党在法租界望志路萨坡赛路口一幢房屋内召开成立大会时，那个身穿蓝袍黑褂，前往干涉，传达法租界当局命令的人，就是黄金荣的爱徒程子卿。 “四·一二”政变中，具体执行蒋介石计划的也是黄金荣的门徒——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而直接参与的则主要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的青红帮帮众。其时蒋介石屠杀*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的决心早已下定，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利用什么人来执行这一决策。当时驻守上海的蒋的嫡系第一军第一、二师和第二十一师官兵大都左倾，同情工农和中共，反对“清共”，强行硬干，只怕会激起兵变。但如果将第一军调到京沪沿线，留沪的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实际只有3000人枪，且是新降的军阀部队，战斗力有限，单靠他们，恐怕不是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对手。同时，蒋还特别顾虑上海的特殊地位。上海华洋杂处，官方举动关乎国际观瞻，多有掣肘。尤其当时各国大兵云集，轻易动用正规军，容易引起误会。万一外国人认为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租界，来个先下手为强，或者故意利用混乱局面，强行出兵，势必破坏“清共”计划，并威胁、动摇蒋介石本人的地位、权力。因此，蒋介石必须借重帮会势力，利用其民间色彩和庞大的力量，为自己火中取栗。这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以群众对群众”， “三大亨”也因此各获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终于“曲蟮修成龙”。此后，由于有着国民党政府撑腰，青红帮在上海达到极盛时期，各方势力无不另眼相看。
　　
(二)帮会成员出身的变化和对一些新兴领域的控制
　　
　　青帮原为清朝从事漕运的水手组织，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为清政府所禁止，参加者主要是企求自保的农工阶层和地痞、流氓，民国以后，大量有产业、有身份的人开始进入帮会。特别是以徐宝山系统为主导的“苏北帮”进入上海后，因为这些人均曾有一定军、政职务和社会地位，能够在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中发展成员，影响力特别大，所以，青红帮不仅能得到各色人物的袒护，它自身有身份、有地位的帮众也越来越多。如1932年杜月笙的“学生”创立“恒社”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林美衍等；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等；邮务工会陆京士、朱学范等；新闻界唐世昌、赵君豪等；电影界张石川、郑正秋等；法商电车公司邵子英等；京剧界赵鑫培、马连良等；交通界周祥生等，形形色色的势力无所不包，可说是个微型的上海市了，再不是“三教九流”所能及指的。
　　
　　这样，青红帮就有能力将触角伸向社会各界，控制舆论，插足政界，操纵劳工运动，几乎无处不在。他们通过师生、朋友及各种社会关系，帮内帮外，三教九流，建立了一个宝塔式的关系网络：下层为职业流氓、“白相人”；中层为各种新式职业中人，如工商界、文化界的人士；上层为其帮会核心人物。黄金荣门下有名医王振川、方慎盦，鸳鸯蝴蝶派小说名家、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新闻记者沈菊隐，弹词名家吴玉逊等各种上流社会中人，还有各种实用派人物，如*工会头子陈培德，法租界捕房的金九龄、程子卿等，公共租界捕房的陆连奎、尚武等，华界警察局的卢英、张荣等。杜月笙更是八面玲珑，无孔不入，身兼军委会少将参议与行政院参议，又曲意逢迎权要孔祥熙、宋子文，与杨虎、范绍曾拜把兄弟，将杨管北、吴开先收入门下，与戴笠、虞洽卿、史量才、王晓籁过从甚密，联络各方人士不遗余力，北洋才子杨度、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国民党中监委员杨千里、著名律师秦联奎与江一平、名报人唐世昌与姚苏凤等，都是其座上客，每年光这方面的交谊开支即达200万银元。但是正是通过这种联系，使他逐渐集结起一支私人*力量，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现代社会成员日益成为其借以自重的社会势力，使“杜门”成为一张盘根错节几乎无所不在、无事不能、无法无天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势力的非法组织”（[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0页。）网络。也正因如此，他常常能够办到一些官方与其他社会中间组织无法办到的事。在历次工潮运动中，杜月笙“闲话一句”成为其信用担保，往往以“实力+腰包”劝服双方予以调解，充分显示了其社会能量。这支亦官亦匪、亦黑亦白的社会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填补了上海转型社会公共领域的某些空白，成为上海滩上一种多元异质的社会控制机制。
　　
三)近代化过程中各种*势力的斗争方便了帮会的*投机
　　
　　“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伴随着各种*势力的斗争。清末有立宪派、保皇派、革命派之争。民国建立以后，又是军阀混战的天下。及至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以后，也从未停止过国共之间、新旧军阀之间、民主党派之间的斗争。“城头变幻大王旗”是这种局面的真实写照。在各派*势力的深化过程中，青红帮本着其“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处事原则，各方面都讨好，各方面都不得罪，即使迫于形势不得不有所取舍，也会乖巧地留一手，以作回缓的退路。譬如青红帮在*上倾向国民党的同时，不少人也赞助革命掩护过*党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都有部分帮会成员参加。“四·一二”政变后，杜月笙邀业已加入中国*党的杨度入幕予以保护，杨度寓所一度成为中共秘密高级接头点。他与潘汉年接头，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并收中共党员、电影明星金山为关门徒弟。而“苏北大亨”顾竹轩更是多次掩护过中共人士。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斗争或有胜负，青红帮却总不吃亏，反而趁机和各派拉好了关系。青红帮有什么事，他们也乐意相助，因为他们在同其他*势力的斗争中，总用过或用得着青红帮的协调。这也难怪杜家祠堂的盛大祭典，会成为各色势力的大集合。
　四、反向分析
　　
　　“其兴也勃，其亡也乎”，19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风光无限的青红帮终于江河日下无力回天了。凭心而论，此时青红帮在发展道路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失策，相反，它更加积极地逢迎国民党当局和法租界当局，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希求较好的社会形象。在经营方式上，以杜月笙为代表的一些上层人物甚至逐渐放弃了烟、*等传统“家业”，转而致力于工商金融等近代经济。但是青红帮的衰落，实在是时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挽回。说到底，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青红帮原有的生存土壤逐渐丧失，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所不能容忍的赘瘤，最终只能为近代化的浪潮所湮灭。从这个反面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化对青红帮昙花一现的影响。
　　
　　近代化对青红帮最明显的冲击，就是随着社会的有序化和*控制能力的增强，帮会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意义。杜月笙曾对青红帮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尿壶”：急了想用，用完了又嫌臭。诚然，当国民党当局一次次利用青红帮进行*活动、维持上海秩序时，对这个“尿壶”是心仪有加的，即使它“臭”，也能容忍它的存在，默认它的发展。但是一旦除秽机制健全了，这个“尿壶”用不着了，当然不能容忍它在近代社会这个越来越雅致的房间里大煞风景。于是，当权者对青红帮的排斥与日俱增，诚如国民党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所言：“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慷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
　　
　　其实，帮会的这种遭遇不是没有先例。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直将会党视为一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并以多种方式联络，发动会党起来革命，而会党也积极响应，乐而从之。“在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可以说没有一次不与会党有关，而且多以会党为主力。”（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3页。）谁知，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对会党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由联合会党迅速地转为取缔乃至镇压会党，“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梦想发展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可能带来‘分裂’和‘动荡’的危险因素”，（章开沅：《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谈谈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载《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魏建猷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页。）这样，他们眼中的会党立刻由革命的同盟者变成了“不肖分子”。
　　
　　对于前途无“亮”的处境，杜月笙等帮会上层也是心知肚明。张啸林跟杜月笙交谈时就说过，“连你连我，在新浪潮来了的时候，那是命中注定要被淘汰的。”杜月笙也认识到，“民国以来时势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之快……我觉得他们像是钱塘涨潮一样，一冲过来便是万马奔腾，江里的大鱼小虾唯有跟着跑。这个力量太大，不是随便哪个可以抵挡得了的。”但是，既然青红帮是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也只能徒叹奈何了。青红帮再怎么强大，也斗不过运转正常的国家机器。
　　
　　在这方面，青红帮有过惨痛的教训。还在青红帮如日中天的时期，当黄金荣自己也以为无所不能时，他就有过两次惨痛的“跌霸”。先是1919年秋，黄因不满别人对名伶露兰春喝倒彩，将那人大打出手。不想这人却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筱嘉，结果黄金荣被卢永祥部下何丰林劫去软禁起来，经杜月笙、张啸林全力奔走始得脱险，不仅弄得自己威风扫地，也让杜月笙后来居上，张啸林也借此站稳脚根。后来，黄又为了争夺舞台美女吕美玉，在跟魏廷荣的斗争中败北。魏是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又是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他的岳父朱葆三是买办巨商。魏与黄发生矛盾后，多次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金荣广收徒弟，招摇撞骗，私设烟馆*场等，后经查实，黄被迫辞去法捕房职务。就是对盘踞一方的军阀或者法租界公部局的华董，青红帮也只能有蚍蜉撼大树之憾，何况如今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青红帮只能坐待“大命之至”了，唯一的希冀是，念在往日的情面上，国民党能让他们颐养天年。只是，这一梦想也随着上海的解放而告破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青红帮之于中国近代化，也可有如是感叹。对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而言，近代化犹如有着巨大肥力的养料，不仅滋养着科学、进步这样的庄稼，也催生了帮会这样的蓬草。但是，蓬草再怎么美丽壮实，也是有害于收成的，终究逃不过庄稼人的犁镰。虽然一些青红帮领导人物对自身的发展前途早有所虑，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予以补救，但终于无法遏住历史的车轮。在当今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企图发展*势力的不法分子，实在应该牢记青红帮这个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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