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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中国最大规模海外救援行动<%=id%>

    姚伯龄   1986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南也门“1·13”事件,至今已过去19个年头了,随着南北也门的统一,这一事件渐为世人所淡忘。

      这次事件发生时,我和许多同事正在南也门,对此经历刻骨铭心。更重要的是它曾经考验了大国的外交和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85年12月,我受中国路桥总公司派遣,作为驻南也门办事处代表,前往红海之滨的南也门首都亚丁。到达后,居住在曾是英国殖民军兵营的加麦尔兵营。

      内战突然爆发

      1986年1月13日早上,人们还像往日一样,沐浴着亚丁的习习海风。突然,亚丁城内枪声大作,一场事先毫无预兆的内战爆发了。很快,整个亚丁炮火连天,硝烟弥漫。1978年,南也门执政的民族阵线总书记伊斯梅尔杀害了总统鲁巴伊。这是继那次内战之后,又一起惨烈的内战。在这次内乱中,伊斯梅尔被继任总书记兼总理的阿里·纳赛尔击毙,同时毙命的还有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安塔尔等人。当年鲁巴伊总统被害时,战火仅限于总统府,而这次战火遍及首都,波及全国;尤为严重的是,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内的使馆区,中国各经援、承包组所在的赫尔·木克赛小区以及阿比扬省中国医疗队所在地都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区。

      内战爆发后,亚丁就断电、断水,通讯中止,我们与使馆经参处也失去了联系。中午时分,我与同事一起在食堂用餐时,突然,院内子弹噗噗落地,其中一颗子弹咣当一声撞在了食堂的玻璃门上,大家立刻紧张起来,迅速转移到了楼下的一层。楼下是仓库,里面有一些未用过的帆布帐篷和汽车轮胎,我们立即动手把这些材料围成一圈。这是当时能够抵挡流弹的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居住的大院周边枪声不断,炮弹*后在院子的上空冒着一圈圈白色的烟团。但由于环境相对安全,大家心神略定,并开始做坚持下去的应变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忍受着仓库中蚊子的肆虐攻击,听着不时传来的枪炮声,一夜无眠。

         硝烟弥漫的亚丁城

      第二天,苏联的超级战列舰抵达港口,在苏联大使馆门前还围着几辆坦克。后来得知,这艘战列舰是来接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所有外交官、军事专家、党校教员及外交官家属撤离的。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位官员,亲自驾车逐个通知各驻外使馆,让驻外机构的家属一同撤离。

      后来,经参处的姜森参赞前来看望大家,并传达了使馆党委的布置:在不得已时,经援人员撤往大使馆,工程承包人员撤往经参处。

      紧急撤离

      第三天,随着苏联军舰的离去,战事急剧升温,一排排炮弹从城北奥斯曼呼啸着砸向亚丁城,战机也将一束束火箭弹射向离我们不远的亚丁国际机场,不时传来阵阵*声。更为猛烈的*声不断从亚丁城西边传来。

      突然,一发炮弹飞来,正中我们前面的经援组三楼,在海风的劲吹下,大火很快在整个楼顶蔓延。

      在前面大楼遭到袭击之后,我们立即陷入了危机。大家小心翼翼地撤到了中国大使馆经参处,各专家组、承包公司的队伍陆续撤到了使馆和经参处大楼内,但这里也并不安全。

      在中国各承包公司、专家组纷纷撤往使馆的同时,联合国驻亚丁开发署和西方大国也
      正紧张地互相联络着寻找撤离亚丁的途径。中国大使馆获得消息,第二天有一艘英国皇家邮轮前来亚丁救援。在联合国官员的联络下,英国大使允诺各国使馆人员和外国公民可以搭乘邮轮撤离亚丁。

      第二天一早,使馆组织大家前往海滩,等候英国皇家邮轮。此时,海滩上还有三五成群的外国侨民等待撤离。英国大使见突然来了很多中国人,他一手拿着手提电话机,一手指挥着,对我们说,请大家不要着急,保证人和行李都能走得了,并声称自己最后一个走。

      我们按照使馆领导的安排,在海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轮到中国人上船时,我们想应让使馆人员先上船,但使馆武官大声地说:“让公路组和专家组先走,使馆人员最后撤。”没等到中国使馆人员上船,岸边突然响起枪声,皇家邮轮只好离开海岸,由于没有返回的希望,邮轮只好全速驶离。

      在快到“非洲之角”吉布提的海域时,突然一艘法国导弹驱逐舰驶向皇家邮轮,原来,这艘在吉布提法国海军基地的驱逐舰,用直升机将英国大使从亚丁救出,然后把他安全地送上了皇家邮轮。这是一次多么惊险的跨国救援行动,只可惜中国的使馆人员被炮火逼回了原来的馆邸。

     受命吉布提

      中午,我们抵达吉布提,大家怕国内亲人们担忧,都想尽快回家。

      傍晚,中国驻吉布提大使经与国内紧张联系后,紧急召集撤离的各单位一起开会。根据国内外交部、外经部和交通部的指示,大使匆匆地说了几点:第一是慰问大家并希望大家放心,国内正在安排大家回国的专机;第二是原打算让从亚丁撤出的使馆人员组织人去南也门海德拉毛省穆卡拉,撤回剩余的全部中国专家和工程人员。但大使说:“现在亚丁大使馆的人员没有撤出来,希望你们中有谁能去,现在远洋公司的两条船正在码头上待命。”我对大使说:“我去最合适,因为我熟悉那地方。”

      接受任务后,我想,此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且目的地情况不明,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我又找到交通部外事司英文翻译胡克和武官翻译迟广胜,经援组的会计李文林也主动请缨。最后,又加上了经援组的一位专业司机。吉布提华灯初上时,我们一行五人拿着吉布提外交部特批的离境手续登上了“石景山号”轮,全速返回南也门。

      重返南也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接近了穆卡拉港口。海德拉毛的两派情况究竟如何,一时难以判断,船长就把船停在了安全海域。我用船上的高频电话与港口联系,请港务局协助我迅速找到了穆卡拉的谢—赛路公路技术组负责人,以最简洁的语言告诉他们,我们必须在一天内集结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要把阿比扬省医疗队人员想办法接来。

      公路组在接到任务后,兵分几路通知在海德拉毛各地以及远在阿比扬的中国医疗队。但海德拉毛的书记不让撤走中方人员,经过我们再三交涉,终于同意中国人全体暂时撤离。

      就这样,谢—赛路公路组在一天之内不仅做完了自己工程的善后工作,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先后集中了分布在海德拉毛各地的医疗队、农田组和打井队。在夕阳即将西下时,我们终于盼来了阿比扬的全体医疗队人员。经查点,全部中方人员共有824名。

      当这些饱受战火威胁的医生们登上了祖国派来的海轮时,他们个个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有人说:“如果不是你们把我们接走,我们即使不被炮火打死,累也会被累死的。”可见阿比扬地区的战斗有多么惨烈。

      当我们两轮中方人员抵达吉布提时,与我一起从亚丁撤出的第一批中方人员已于两天前乘中国民航专机回到了北京。我们五人小组则坚持到最后一批才回到祖国。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驻外人员最大规模的一次救援,获得了圆满成功。

      “1·13事变”背景复杂(相关链接)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839年,英国占领了南部的亚丁,对也门南部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也门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1970年11月30日,南也门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75年成立“统一*组
      织—民族阵线”,伊斯梅尔任总书记,鲁巴伊任副总书记。1975年后,南也门执政党内部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发生分歧,矛盾愈演愈烈。

      1978年6月24日,北也门总统加什米被南也门政府特使炸死。北也门政府指控鲁巴伊是暗杀策划者,阿拉伯世界及国际社会纷纷谴责这一恐怖行为。这一事件成为南也门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公开化的导火线。1978年,伊斯梅尔联合总理阿里·纳赛尔发动武装政变,处死了鲁巴伊。10月,也门社会党成立,伊斯梅尔当选总书记。1980年4月,伊斯梅尔被迫下台,阿里·纳赛尔担任党的总书记兼政府总理。

      阿里·纳赛尔采取温和措施,支持西方去那里投资,赞成放弃集体化,对周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努力发展同它们的经济联系,但其做法引起党内强硬派的不满。1985年2月,为缓和同强硬派的矛盾,阿里·纳赛尔决定将总理职务授予温和派人物阿塔斯,并让伊斯梅尔担任部分领导职务。伊斯梅尔则为重新获得对党的控制权而暗中活动,双方斗争趋于白热化。10月11日,双方经过激烈磋商,阿里·纳赛尔当选总书记,伊斯梅尔当选*局委员,表面上维持了党的团结,但是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止。

      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社会党*局正在开会时,阿里·纳赛尔的追随者冲进*局办公室,手持冲锋枪向强硬派委员扫射,当场打死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安塔尔等人,从而引发了阿里·纳赛尔同反对派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武装流血冲突。双方支持者在亚丁地区展开激战,亚丁街头血流成河。伊斯梅尔在第一天的冲突中中弹身亡。1月16日下午,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反对派控制了整个首都。阿里·纳赛尔只好带领追随者和数千名武装人员逃到北也门。1月24日,亚丁战斗结束,强硬派取得斗争的胜利。

    在这场12天的武装内讧中,南也门共有1.2万人死亡,2万人受伤,3万人逃离家园到北也门避难。战火使亚丁许多建筑物遭到损坏,给南也门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内战结束后,南也门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务实措施,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使国家逐渐走上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1·13”事件的发生,除了党内斗争双方在*路线和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分歧外,派系斗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苏联极力在阿拉伯国家扩大*影响,南也门也首当其冲。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影响,南也门在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和*发展道路上,始终受到苏联的掣肘,政策缺乏连续性,政局不稳,这是爆发冲突的重要外部因素。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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