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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的五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是首部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路军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发生在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的历史几被尘封，七十年来难见天日。《西征的红军》以影像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
十年心系“西路军”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西征的红军》的学术顾问、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和一直在关注这些变化的朱玉不同，应启明想拍“西路军”的想法一直推迟到2005年才有机会实现。2005年冬天，为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已经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的应启明在台里的会议上，提出了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纪录片的想法。2005年冬天，应启明把这个专题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台里的高级编导江宁。
就这样，55岁的江宁和摄制组赶到了河西走廊，开着车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拍摄采访，在一个个战场、遗址边寻找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五十个老红军，另外四十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1936年的10月10日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两千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二十多天，两千多红军面对的是两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两千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四十多天，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一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万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零下三十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说：“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七千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二十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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