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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惟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于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他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中国的帮助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甚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轻视感和郁达夫在《沉沦》中描述的以性为代表的苦闷感之外，他们还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1911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军事训练显然受益不浅，多年后他希望通过黄埔军校为中国军官提供类似的培训。
自1901年后，除去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还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了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在向立宪政府行进的进程中，1909年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已开始影响政府，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受到新设立的资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终，清政府拒绝给予改革派与地方势力更大的权力空间，支持渐进改革的势力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证了中国不可逆转地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却并非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动力。孙中山的软弱无力与袁世凯当政后的继续改革，充分体现了1898-1910年间的既激进又渐进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动力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日本的榜样作用。
中日关系专家普遍认为，1972-1989年是中日复交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1989年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的创伤。从某种意义而言，日本在20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在更深层的脉络上，它们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仇恨从来不仅仅是仇恨，它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也因此，尽量减少偏见，更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在不断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1898-1910年那个“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在200年前的表达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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