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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墩墓是西周时期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主要分布在苏南、皖南和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这种墓有坟丘而无墓穴，利用丘陵地带的山冈或平原上的高地，在地面上安置死者和随葬器物，然后堆积起未经夯打的馒头状土墩。每个墩内埋一墓或埋几座甚至１０几座墓……”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江苏句容开始正式发掘并命名，８０年代浙江、安徽也发现土墩墓以来，由于各地发现的土墩结构异常复杂，争议不断，迷雾重重，是一墩一墓，还是一墩多墓？是平地掩埋还是竖穴挖坑？祭祀器物群与墓葬什么关系？诸多问题遂使土墩墓成为长期以来困扰南方考古学界的谜。这次抢救发掘为解开江南土墩墓之谜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发掘从４月１１日开始，９月中旬结束，先后调查发现土墩墓４６座，其中被高速公路建设彻底破坏６座，实际发掘土墩４０座。共清理墓葬２３３座、祭祀器物群（坑）２２９个、丧葬建筑１４座，出土文物３８００多件。这次土墩墓的发掘，不仅丰富了江南土墩墓的内涵，而且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埋葬方式、祭祀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确认一墩一墓与一墩多墓并存
一墩一墓就是一座土墩仅埋葬一座墓葬，在其四周的堆积中放置祭祀器物群或祭祀器物坑。一墩多墓就是一座土墩除在中心埋葬一座相对最早的中心墓葬外，在其四周不同层位的堆积中还埋有更多墓葬。土墩墓自１９７４年第一次发掘以来，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是“一墩一墓”还是“一墩多墓”的争议。
在本次发掘的４６座土墩中除被破坏而埋葬情况不详外，可以确定的一墩一墓有３座，一墩多墓有２８座。一墩一墓的土墩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一般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放置数量不等的祭祀器物群（坑），如天王东边山Ｄ２、薛埠上水Ｄ２、薛埠磨盘林场Ｄ１等。一墩多墓的土墩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一般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再埋有至少一座墓葬。而句容浮山果园Ｄ２９，除中心墓葬外，在周边还先后埋有４４座墓葬。这是目前发现的在一座土墩中埋葬墓葬最多的土墩。这次发掘充分说明，江南土墩墓不仅存在一墩一墓，而且存在一墩多墓，本次发掘资料显示，一墩多墓的现象明显较一墩一墓普遍。
二、明晰堆土掩埋与竖穴土坑共存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先秦时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葬俗的江南土墩墓一般没有墓坑，采用平地掩埋、平地起封的特殊方式安葬。后来也发现有土坑现象，但并不普遍。本次发掘的４０座土墩共清理墓葬２３３座，绝大多数均有墓坑，同时在很多墓葬中还发现了人牙和人骨腐痕，这在中小土墩墓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这些竖穴土坑就是墓葬，而且为江南地区青铜时代土著居民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堆土掩埋现象仅属个别，如浮山果园Ｄ２９Ｍ４１、许家沟Ｄ２Ｍ４。浮山果园Ｄ２９Ｍ２９、Ｍ４２和浮山果园Ｄ２７Ｍ２则是带浅坑和小封土的墓葬，为土墩墓中另一新的发现，它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带封土的墓葬，不仅丰富了土墩墓丧葬习俗的内涵，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提供重要资料。
三、首次发现一墩多墓的向心布局
这次土墩墓发掘表明，一墩多墓土墩的在墓葬布局方式多样，其中向心结构的布局方式较为特别，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墓地布局有着显著的差别，具有浓郁的江南土著特色，在土墩墓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向心式布局即在土墩中心墓葬周围的不同层面安葬的多座墓葬头向均朝向中心墓葬。在４０座土墩中有１４座明确存在这一布局方式，为深入研究青铜时代江南土墩墓的葬俗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学资料。东边山Ｄ１共清理墓葬１５座，开口于２、３层面上的１４座墓葬均朝向墩子中心的Ｍ１３。天王寨花头Ｄ２共清理墓葬２７座。中心墓葬为Ｍ２２，开口于周围的不同层面上的２６座墓葬均朝向中心墓葬。浮山果园Ｄ２９共清理墓葬４５座，开口于不同层位的４４座墓葬均朝向中心的Ｍ４５，其中２层面上分布有墓葬１４座，４层面上分布有墓葬１７座，５层面上分布有９座墓葬。６ｂ层面上的墓葬共５座，每层所有墓葬都朝向土墩中心的主墓，每层墓葬与上层墓葬和同层墓葬都有较多的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
四、发现形式多样的丧葬建筑遗存
这次发掘的４６座土墩中有９座墩子发现了１４座墓上或墓下丧葬建筑。
墓上建筑主要指在墩子中心墓葬上的建筑，由基槽、两面坡的棚子、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葬的道路，在棚子上再堆土成丘。如浮山果园Ｄ２９Ｍ４５为墩子的中心墓葬，由墓门、基槽、柱子、石床及小路组成，墓葬总长７．２米，其中石床长４．３、宽２．１米，路长２．８、宽约１米。从发掘情况推断，Ｍ４５在墩子基础层面的中心部位挖弧壁、圜底基槽，在基槽内埋剖开的树木片，搭-字形两面坡的棚子，在东端立柱留门，门两侧用石块垒砌；门外用黑土堆成通往棚内的斜坡道路；棚内垫２０厘米厚的土，其上铺设石床。这类棚子建筑与浙江印山越王墓较为类似，这类建筑遗存实际上就是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椁室。而时代明显早于后者，级别低于后者，说明印山越王墓的丧葬建筑是有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背景的。
墓下建筑——墓地的标识。是建在中心墓葬的下一层、墩子基础层面上的建筑物，同样包括基槽和柱洞，有的仅有基槽，形式多样，有的全封闭，有的半封闭，有的在基槽内垫有石块。这类建筑一般位于墩子中心，建在中心墓葬的正下方的基础层面上，建筑内不见遗物，它与中心墓葬不属同一层位，没有直接关系，但上下基本对应，在建造中心墓葬时已经撤除或毁坏，仅存基槽、柱洞等。如寨花头Ｄ５Ｆ１、寨花头Ｄ２Ｍ２２Ｆ１、寨花头Ｄ１Ｇ１和Ｇ２、上水Ｄ３Ｆ１、上水Ｄ４Ｆ１等等。寨花头Ｄ５Ｆ１建在土墩中部的６层面上，由基槽和柱洞组成，基槽南、北、西面环绕形成长条状，东部缺口，基槽内密集分布柱洞３２个，柱洞基本向内倾斜。基槽的东西中轴线上还有４个圆形柱洞，推测原为两面坡人字形建筑，中心墓葬的石床与基槽范围基本一致。这类建筑应属营造墓地时的标识性祭祀建筑。
五、首次发现明确的墓地界域
本次发掘中有一座土墩有明显的界墙和护坡，一座土墩有土垄，这在土墩墓发掘中首次发现。句容东边山Ｄ１，界墙平面近方形，建造于墓地营造于土墩的基础层面上，外侧有一周护坡，在西、南面有２个缺口，土墩的堆积基本在界墙范围内，仅最上一层堆积局部溢出墙外。金坛薛埠上水Ｄ４的土垄平面呈弧形，建造于生土面上，中部有一缺口，墩子的基础和各层堆积均在土垄范围内。从发掘情况看，界墙和土垄起到确定墓地四至的作用。在另２座土墩中发现护坡堆积，其功用可能与界墙、土垄相似。
没有明显界墙、土垄的土墩，其墓地的界域与墩子的基础范围大体一致，墩子堆积包括墓葬和祭祀器物群等活动基本在基础范围内，除最后覆土外，溢出现象未见。同时在墩子基础铺垫完后，墓地的范围也就确定了，尚未见改变墓地基础的现象。这些说明土墩作为墓地在建造之初就有了明确的规划。
六、确认土墩墓存在着以瘗埋器物群为主要特征的祭祀习俗
以瘗埋器物群祭祀的土墩墓主要是一墩一墓或一墩几墓的土墩，一墩多墓的土墩鲜见或可见１、２组零星的祭祀器物群，大量祭祀器物群（坑）在茅山东侧土墩墓中较为常见。祭祀器物群（坑）放置于中心墓葬周围的封土层面上，有的将斜向层面进行平整，形成簸箕形小龛或浅坑。一个墩子里祭祀器物群（坑）的数量在１—２５组，放置器物数量１—２４件，器形包括罐、瓿、坛、鼎、豆、碗、盅、盖等。如金坛薛埠茅东Ｄ５呈漫坡馒头状，平面大体呈圆形，南北约３３、东西约３５．５、高约２．１米，保存较好。堆积分１０层，共发现墓葬２座，祭祀器物群２５组。其中有２组器物群用小土包覆盖。金坛晒土场Ｄ１墓葬３座，发现起自于生土面上的平台，在四周发现１０组器物群，其中部分器物群有簸箕形坑。
七、科学发掘，还原土墩营造过程
此次土墩墓的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发掘，因发掘对象的情况特殊，采用四分法和探方法相结合。采用四分法开方，即土墩留十字形交叉的１米宽隔梁。探方一般取正方向（磁针指向）。４个探方分别以西南、西北、东北和东南角为探方的坐标基点。４个探方要保持同样的进度，逐层下挖，切忌“切蛋糕式”的解剖，要求“剥洋葱”式逐层剥离揭露封土。根据土质、土色和其他现象划分地层和遗迹单位，由晚及早，逐一揭露，注意其中器物群的层位。必须搞清墓葬的层位关系，确认墓口界限或确认有无墓坑，严格把握每一层每一堆土的平面范围、立体走向，和堆积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要求用逆向操作过程还原土墩的营造过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发掘的情况看，土墩的营造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平整土地；再在其上铺垫１—３层土，形成土墩的基础，现有资料显示基础完成，也就确定了墩子的范围，即确定了墓地的范围；在基础的中心部位建造中心墓葬及相关建筑，封土形成最早的坟丘。也有在土墩中部生土面或基础面上建造祭祀性建筑，后在建筑基础上堆土再建造中心墓葬；以后不同的时期在坟丘上堆土埋墓，或进行祭祀活动；在一定时期后再进行一次封土，停止埋墓和祭祀活动，完成该土墩即墓地的经营过程。
本次发掘最主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廓清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墩墓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土墩墓的源流、分期、分区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土墩墓向心结构的首次发现为深入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极其丰富且具有明确层位关系和打破关系的出土器物无疑将成为江南土墩墓的分期标尺。
此次发掘使江南土墩墓自７０年代发现以来，首次以其明确、翔实、可靠的田野考古学资料确立了土墩墓在中国青铜时-古学中的地位，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江南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推动江南土墩墓的保护提供了最新的价值判断和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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