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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掘计划，在发掘前对遗址进行了重点钻探，钻探结果显示有规律的夯土存在，据此判断可能有城墙存在，钻探的结构显示城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其东西较长，大约230米、南北较短，大约180米，城内面积近5万平方米。为进一步搞清城墙的结构、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我们分别在北、西和西南部开三条探沟，编号分别为TG2、TG3和TG4， 在TG2内解剖的城墙分为Ⅰ、Ⅱ两期。其中第I期城墙为始建的城墙，系用较纯净的黄沙混合少量红色黏土分层夯筑，局部夯层较为清楚，每层厚约5－8厘米，夯窝不明显。夯层内几乎不见遗物。第Ⅱ期城墙斜压在第Ⅰ期城墙内外两侧和顶部，Ⅱ期城墙夯层较厚，在夯层之间发现了被夯碎的完整陶器，应该是城墙奠基的一种形式。
TG3内城墙的外侧清理出当时的城外地面，在当时地面和城墙间有壕沟，可以认为就是城壕。城壕上口宽13.35米、目前清理的深度为1,70米，下部的宽度和结构由于地下水位较高，不能发掘到城壕底部而无法判断。
在TG2内解剖过程中发现一批祭祀遗迹，其中8号祭祀坑位于TG2的中部，被第II期城墙叠压同时打破第I期城墙。推测应该是在第I期城墙使用一段时间后，对城墙进行二次修补时，在修筑第II期城墙前举行与奠基等仪式时形成的。该坑平面呈勺形（葫芦形），斜直壁，平底，柄的底部较勺的部底部略深。坑内填土经过了夯打，比较坚硬。坑底部出土了大量陶片，有些相对集中出土的陶片显然是属于同一个体，表明是将完整陶器打碎后埋入的。从陶器的形态观察为龙山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为确定城墙的年代提供了准确依据。
10号奠基坑位于TG2内，同样被第II期城墙叠压、又打破第I期城墙。其成因与8号祭祀坑相同，也是同为第II期城墙奠基举行仪式相关的遗存。奠基坑结构较为特殊，平面由大小两个内切圆构成，内切小圆剖面呈袋形，与外圆之间形成宽约0.50米的倾斜状台阶。遗物集中出土在内切小圆内。坑内填土也分为两层，内切小坑内填土为较松散的灰黑土，外圆范围内的填土经过夯打，非常坚硬。坑底部贴近坑壁东西两侧，分别出土了成年男性的盆骨下肢骨和儿童女性的头骨。在成年男性的下肢骨上看到了明显的打击至折断的痕迹。
6号祭祀坑位于城内的中部。平面呈圆形，直径在1.60-1.70米之间，斜直壁，深约0.30米。在祭祀坑底部，出土了明显是被打碎的陶器，另外，坑底部还出有兽骨、卜骨等遗物。这些陶器、卜骨、兽骨应该有特定的摆放位置：坑底部之间是一件带环状把手的覆钵形大器盖，器盖西北侧是一具兽骨，动物种属尚需鉴定，以穿过器盖的东西向轴线为界，轴线以南贴近祭祀坑坑壁几乎等距离分布着四枚卜骨，其余遗物则散落在坑内各处。中间为圆形器盖和成块的动物肢体、坑的南半部呈扇形分布卜骨，这些遗物之间应该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这些遗物的摆放规律应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观念。6号祭祀坑的位置也比较特殊，它位于遗址中部偏北，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这一区域是城址中较为重要的地区，面积较大、加工较为精细的房址、陶窑、部分祭祀坑均出自这一区域。
本年度的发掘还获得了一批龙山文化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重要遗物。陶器中夹砂陶主要有篮纹罐、绳纹罐、方格纹罐、菱形网格纹罐、盆形鼎、罐形鼎、鬶、甗等，泥质陶中主要有磨光蛋壳黑陶杯、磨光黑陶三足盘、平底盆、圈足盆、罐、磨光褐陶豆等。其他遗物有大量蚌刀、蚌镰、蚌铲、骨锥、骨镞、石凿等。最为重要的，是六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四枚卜骨。这是年代较早的卜骨，其中三件有明显的灼痕，一件只是加工了边缘，还未使用。
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以及夷夏两大文化集团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指标之一，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以及科学发掘、科学研究，应该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鲁西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文化面貌较为模糊，而这一地区的历史地位又十分特殊与重要。它处在中原地区华夏文化集团和海岱地区东夷文化集团的交界地带，教场铺城址发掘所揭示出复杂的文化因素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因此，对教场铺城址进行充分的研究，是理清夷夏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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