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爱因斯坦全集》的出版，无疑是中国科学传播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已出五卷，所收文献覆盖的年代是1879～1914年——正好到广义相对论问世的前夜。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因为狭义相对论等贡献而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这五大卷约3000页（16开）的文献，足以勾勒出爱因斯坦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世界级科学家的成长之路，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史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洵为科学传播之大功德也。
在这五卷巨著中，那些科学论文，以及爱因斯坦和别的科学家之间的学术通信，估计不会引起公众太多的兴趣，毕竟物理学不是那么通俗的。但是第五卷“瑞士时期”的书信集（年代为1902～1914年），却实在是饶有趣味的文献。
这一卷收录书信519封——平均每年43封以上，上来第一封就是爱因斯坦给米列娃的情书，“亲爱的宝贝儿！”爱因斯坦对米列娃写道：“当夕阳西下和夜阑人静之时，我就可以再次如期如愿地吻你，拥抱你。”接下来第4号文献就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结婚证书。然后在几封讨论物理学的信件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哈特夫人给爱因斯坦的抗议信——抗议他在给她儿子的信中称她为“你们家老太太”，她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粗鲁的”……。所有这些，不是趣味盎然吗？
■ 这倒让我想起，前不久，刘华杰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俗人爱因斯坦”书评，正切中了某种要点。那篇书评从爱因斯坦的书信，谈到了爱因斯坦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并因而招来了一些非议。其实，那些非议依然是出于某种并非合理的观念。以往，在我们谈到一些重要的科学家，或者说“伟大”的科学家时，总是囿于某种传统观念，对其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要避讳不说，结果反而在公众中把科学家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一般的形象。这也可是说是一种传播的失误。因为科学家当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科学家，那种要严格地把科学家的工作与其生活割裂开来作法，实际上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科学家以及科学本身的理解。
这种把“伟人”神化的做法，其实也并不限于科学家，但是当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该在历史的研究与普及中，让一个个的“伟人”走下“神坛”，还其本来面目时，为什么还要把科学家排除在外呢？当然，“俗人”的说法也许色彩过于强了一些，至少，说在这些私人信件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多地作为普通人形象爱因斯坦，应该是比较贴切的。正因为爱因斯坦在写这些信件时，并不是为了传给后人看，也不象那些传记一样经过了作者的取舍与加工，所以它们才更“真实”地反映出这个“伟人”更加“真实”的一些侧面。
□ 这一卷书信所覆盖的年份前段（1902～1905），正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之前的几年。这几年中，爱因斯坦过着一个平凡小人物的、甚至有些穷困潦倒的生活。这段生活在本卷书信集有着生动的反映。
大学毕业后他未能找到固定工作，晃荡了两年，至1902年6月经一位同学之父的推荐，才在伯尔尼专利局获得一个临时的 “*技术专家”职位，年薪3500法郎（1904年转正后增为3900法郎）。任务是鉴定新发明的各种仪器，其中主要是机电产品。1903年他和米列娃结了婚（但是这场冲破重重阻力赢得的婚姻并未能白头偕老，1914年他们黯然离婚）。1901年米列娃已经珠胎暗结，她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个女儿，可能不久就夭折了）。再回到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时，她未能通过毕业考试，因而未能得到*——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女大学生早恋并婚前怀孕而导致学业失败的悲惨故事。米列娃没有*也就无法找到工作，次年长子汉斯又出生了，家庭负担相当沉重。
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当然没有机会与当时的主流科学家来往。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只有几个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还有哈比希特的一个小弟弟。这一小群年轻人经常在工余和课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阅读、座谈。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书信集里就有“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院士爱因斯坦的献辞”之类的游戏文字。
■ 实际上，即使在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之后，他也并不是马上就在心理上变得成为一个“标准”的大家。在1911年，当荷兰的乌得勒支大学想聘请爱因斯坦出任那里的一个教席时，爱因斯坦也像常人一样先是因为那里的工资而感到那里的职位的诱惑力，继而进一步写信打听那里是否有养老金、寡妇补助金，以及搬家费是否能报销等问题。甚至于在他已经决定不去荷兰，并又收到了苏黎世的邀请时，还写信向荷兰的邀请者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认为苏黎世人的热情是[1] [2] [3] 下一页
由于怕他会到乌得勒支去，而担心苏黎世方面一旦知道了他已经拒绝了荷兰方面的邀请而荷兰方面将聘请另外一位候选者的消息，会立即失去热情而把他永远悬挂起来，因此要求荷兰方面再等一个时期再正式聘请另一个人。这些似乎都不像是一个充分自信而成熟的大学者的所为，但却也完全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爱因斯坦固然因其科学上的贡献、哲学上的深刻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责任感而高大与众不同，但在那些高大之处之外，他也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是一个同样食着人间烟火的普通人，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处处完美得像神一般。因此，像这种未加修饰的原始信件的公开发表，确实是有利于拉近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和一般公众的心理距离的。
□ 除了显示“普通人”的一面，我更感兴趣的是，爱因斯坦在作出伟大科学贡献时的状况，特别是他在1905年——即著名的“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之前那几年的状况。此事和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和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关系。可惜的是，爱因斯坦的故事所提供的教益，在中国一直是被忽视的。
我们急于要现代化，要“赶超”，这愿望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的方法却总是错误。二十几年前的事就不谈了，现在中国的科学家和教授们已经不挨批斗，也不受穷了，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难安心做学问——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受穷的年代。许多管理者、决策者自己根本没有做学问的经历和体会，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科学理论和人文学术的成果，可以象工厂的流水线上那样，按钮一按，“一流学术”就按质按量、按时按刻地制造出来。他们同时还假定，中国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本质上都是懒汉——如果不严厉督促，就会偷懒，所以弄出各种各样的考核、检查、评比、申报等等，不让学者有时间安心读书和思考，而是要让他们忙忙碌碌，团团乱转。这样折腾也已经好些年了，实际效果如何，至今未见什么人公布过认真的考察分析。但是学术泡沫急剧增加，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则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不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来到的。事实上，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看看他和他那几位年轻朋友在1905年之前的生活吧。他们研读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有：斯宾诺莎、休谟的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他们还一起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这样的阅读和讨论，在今天的科研管理者看来，简直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 你所讲的，确实是一个老大的难题。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就趋势而言，也大致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事情到了国内，会愈发走向极端。而且，这个问题又似乎处于两难之间。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在学术界也是干与不干都一样，有了如今的考核机制，科研人员们倒是干活了，泡沫却又多了起来。应该说，考核是必须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考核的问题，而且，从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一种理想的、有效的、公正的、本质性的考核机制的建立，似乎还遥遥无期。
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些人仍然可以追求一种理想的研究方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想研究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而不是体制所支持的。再有，在个人的心目中，还有一个是尽最大努力去抵制那种加剧泡沫的力量，为理想的研究环境最大限度地争取空间，还是不甘心于“顺应”，甚至要走在“潮流”前面，为泡沫的制造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得大约两年前，我们几个人在香港开会时，就曾讨论过人文学科的评价机制问题，那也部分地与科学研究的评价有联系。当时一个“发现”，就是当今缺乏权威的（当然同样必须是公正的）大师，以至难以采用量化评价手段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进行考核与评判。不过，无论这种两难如何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现实，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事例，还是在有力地提醒着我们现实的某种不合理性。
□ 以前有一个关于爱因斯坦因相对论而出名之后到处演讲的搞笑故事（他和他的司机汉斯的“两个天才”），给我印象颇深。因此我一拿到本卷书信集，就试图在其中找到关于那个故事的某种证据或者反证。但是，尽管这一卷所覆盖的年代正合适，我却未能在其中找到有关的背景材料——哪怕就是邀请他演讲的邀请信之类。
从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奇迹年”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1905年之后，和爱因斯坦信有件往来的人中，他那几位年轻伙伴就不再是主角了，而是很快出现了物理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普朗克（Max Planck）、施塔克（Johannes Stark）、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劳厄（Max Laue）、马赫（Ernst Mach）等等，这表明爱因斯坦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
令人感叹的是，这个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完全是自发生成的，他既没有得到过什么什么基金的资助，也没有在官方的项目中拿过什么什么课题。“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而我们却有“只资助国际一流”之类的荒谬说法——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狂妄的前提：就是官员有能力事先知道谁将是“国际一流”。而爱因斯坦和许许多多科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国际一流”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创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国际一流”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
■ 另外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科学研究上争国际一流？如果说技术还可以富国强国，纯科学的研究的一流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和我们一定要在体育竞赛中争冠军的背后潜台词很有些相似，即把一种对荣誉（有时甚至只是虚荣）的追求与一些更宏大的目标联系起来，而实际上这种关联更多地是人为设想的。以体育为例，如果我们并以得什么世界冠军为首要目的，不把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竞技体育中去，而是以上更广大的公众的身体素质的提高为首要目的，那么，也许我们在某些荣誉上会有所损失，而在真正的国力上，却会是更有所得。类推到科学研究上，也是类似的。其实，某些措施背后的出发点和潜台词也是很重要的，会在很大的程度决定了某一措施的最后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业余地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了不朽的科学发现的时候，他可曾把这些工作与什么豪言壮语式的宏大理想联系起来过吗？
爱因斯坦确实是一座极具开发价值的富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史界对他的研究会投入如此大的力量。一部爱因斯坦书信的选集，也包含了极大量会给人带来启发的思想财富。我们这里刚刚谈到的内容，只是从中可以推演讨论并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题之一。不过，在这样一篇不长的对话中，能就这一点进行发掘，恐怕也就足够了吧。
上一页 [1] [2] [3]
|
|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广告服务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Copyriht 2007 - 2008 © 科普之友 All right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