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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某一天，一群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海上遭遇巨大风暴，他们向上帝祈求，于是，大风把他们吹到北方一个神秘的国度，一个叫做本撒冷的岛国。他们到这里的第八天，这个国家最为权威的人来视察他们，他出行的礼仪极其隆重，拥有一切华美庄严的行头，现代实验科学的哲学辩护人培根描述说：“他路过时，默默地扬起手，像是给人们祝福。街上的人们井然有序地站着，即使排好战斗序列的军队也没有他们那么整齐。窗口旁边同样也没有拥挤现象，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仿佛有人把他们安放在那里”。
这位享有崇高荣耀的人，不是国王，也不是教会领袖，而萨罗门学院的院士。这是培根在1623年写的一本乌托邦小说《新大西岛》中所设想的一个理想社会。在这里，进行统治的是那个学院。该学院按照培根所设想的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然现象，掌握其中的规律，并用于满足民众追求生命享乐的欲望。
但是，究竟公布哪些科学研究成果由这个学院决定；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得离开这个岛屿，他们生活的细节完全由学院决定。可以说，在这个岛国，权力全部集中于学院，十二位院士集国王的世俗权力与教皇的精神权力于一身，君临于人民之上，而其控制之术就是满足人民的欲望。美国哲学家英尼斯十分精辟地指出：“本撒冷由于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而受到爱戴。由于是通过施展庞大的权力来满足人民，它又被人畏惧。热爱本撒冷是因为它对待国民仁慈，并让他们过上舒适和平的生活。畏惧它是因为隐含在那个莫测高深的明白人手中的权力。”
这本书差不多是培根最后一本著作，因此，可以说，这个实行“科学的极权控制”的国家，就是培根的理想国。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件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小事件。
当年，正处于权位之巅峰的培根曾经将自己阐述科学方法的著作《新逻辑》亲笔签名赠送给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库克拿到该书后直截了当地表示，它根本不值得一读，而应当送到傻瓜之船上。他评论说，“你提出改造古代的圣贤的教诲，你先改造了我们的法律与正义”。史家公认，库克是一位十分伟大的宪政主义者，在17世纪初领导普通法法律家和国会对抗斯图亚特王朝寻求建立绝对君主专制的企图。库克十分清楚，国王代表的是一种新生的历史力量，正准备摧毁英格兰古老的普通法及宪制安排，以谋取绝对的专制权力。而培根，这位现代唯科学主义的祖师爷，正是国王的宠臣。
科学与权力的互相借助
近代科学兴起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时，而君主寻求建立绝对主权的主要阻力有二：罗马教廷及封建领主。自然科学可以帮君主们打败这两个敌人：科学可以摧毁宗教信仰的基础，科学也可以用演绎推理形成的统一的理性的法律，取代分散的、粗陋的地方法律，从而剥夺封建领主们的特权。
由此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科学迷信的鼓吹者，也即培根这样的启蒙文人，深得具有专制主义抱负的君主们的赏识。各国的科学院、皇家学会，都是这类君主热心创建或资助的。反过来，相信唯科学主义的启蒙文人，也有求于专制权力：就像培根的那个乌托邦所揭示的，他们所向往的是科学对于人世间一切领域的绝对统治，他们要摧毁人们的宗教信仰使之只信仰理性，要彻底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合乎科学标准，要全盘重组社会使之看起来比较科学，而这一切，只有借助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才能变成现实。
反过来，科学在很多时候提供了国家控制人们生活的工具，20世纪的若干反乌托邦作品——比如《1984》就表达了这种忧惧。科学可以理性地赋予现代国家以干预甚至控制人们生活的借口。中世纪，世俗君主经常利用权力强迫民众信奉统一的宗教。近代的启蒙者则坚信，民众应当过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社会应当理性化、科学化。假如有些民众竟然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他就是愚昧的。此时，受到理性指导的国家，就可以运用其权力强迫他放弃经验科学所不能证明的信仰，而只崇拜人的理性。国家也可以利用权力强迫他放弃“社会生活”，而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启蒙者坚信，所有这些强迫，都是为了他本人好——当然，也是为了国家好。
废除中医者的盲区
也许不得不说，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相提并论，表明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并不是指民主的公共生活，只是指个性解 [1] [2] 下一页
放，科学则是指唯科学主义。这样的“民主”倒确实与这样的“科学”可以接轨：唯科学主义确实是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人摧毁束缚自己的各种规则、制度的利器，但这与法治、宪政等自由的制度基础，没有太大关系。
大约正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9年2月24日，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今日那些倡议废除中医者的建议，多与民国那份法案类似。但民国那份法案一经颁布，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不到1个月，该法案倒先被废止。
不久前，现代的人们也提出了旨在“告别中医中药”的签名信，这封信似乎要温和一些。他们辩解说，他们并不是要废除中医，只是主张，国家不承认中医的官方位置，不让中医使用国家资源。然而，这种温和的主张仍然是危险的：第一，它让国家来判断什么样的学术是科学的、是可以生存的。第二，它主张，国家只应当资助“科学”，而不得支持非科学。
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性知识，中医没有必要证明其“科学性”，只要有足够多的患者愿意来看病，即可证明其生存的正当性，不管患者的这种选择是基于信念、基于功效，还是由于习惯。这是多方共同做出的集体选择。权力若轻率地用科学标准来判断民众的这种选择，民众的信仰、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国家面对民众的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当然也包括看病的方式，应当保持中立，而不问其是否科学，除非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其严重损害了公众的自由与利益。同时，假如足够多民众乐意去看中医，那政府还应当把相应份额的公共资金投入到中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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