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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本被民间收藏家无意间发现的日文资料引起轩然大波———《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首次将细菌战的详细内幕公之于众。吴建勋正是这本书的收藏者，近日，他向记者详述了书中的记载。
吴建勋早年是一位外科医生，从 1985年起，他开始收集抗战文史资料。1998年，吴建勋在宁夏银川古旧书市搜到1927年-1934年《满铁卫生研究所研究业绩目录》、1932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细菌学科报告》、1944年《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三本书，以及相关的部分文件。据说，这些资料是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老人保存下来的，很可能是日本细菌战资深专家遗物。
吴建勋说，从1927年开始，日本每年举行一届“联合微生物学会”，在会议上，各个研究细菌武器的研究所都将最成熟的课题做成报告递交，《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正是这个报告的集合。书中显示，“本次第18回应大东亚战争细菌战战略所需，特别改成‘日本细菌学会’”。
吴建勋说：“会议是在细菌战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的母校京都帝国大学召开的，也是在日本细菌战最为疯狂的时候召开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厚生省科学研究所、农商省兽疫调查所、日本卫生学会、日本微生物学会、日本赤十字社大阪支社以及众多著名高等学府的细菌学教室、医科大学、医学研究所等都出现在参会目录中。”
首次证实细菌战曾在北京设有“瘟床”
《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一书提及两处细菌战基础研究机构，被称为鲜为人知的巨大“瘟床”，其地位可与731部队相提并论。其中一处位于北京西四羊肉胡同12号，名为“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是驻北平的一个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基地，其职能甚至在北平1855细菌部队之上。
吴建勋查阅过的资料，均无这个基地的相关线索。只有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的关于“侵华日军华北(北平)北支甲1855部队的概论”中描述过一名日本战犯在1954年的供词，其中提到1943年8月北平流行的霍乱病极可能是1855细菌部队所为。但这个供词一直没有找到可信依据。在吴建勋手中的资料恰好有相关的研究报告，“由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九贺三千马、绪方正一、宦野次郎所做的‘关于北平1943年夏季六七月份下痢症研究报告’”，报告所提的下痢症就是我们所讲的霍乱。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北京西四的羊肉胡同，经过拆迁改造的胡同，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两位上世纪50年代搬进来的老奶奶告诉记者，“文革”时期，羊肉胡同改过门牌号，现在所看到的12号在“文革”前是72号旁门，而“文革”前的12号却无人所知。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因为是秘密基地，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这也证明了吴建勋手里资料的珍贵性。
另一处细菌战基础研究机构位于上海法租界祁齐路，名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也称为“同仁会华中防疫所”。这个机构在一些资料里可以查到，但只是作为侵华日军驻上海的科学研究基地登记的。而新发现的资料记载，该研究所早在1932年就将拿来试验的活人编成代号，称为“木头人”。这比石井四郎创建731部队时出现“木头人”之说还要早。
从资料目录还能看出，从事细菌研究工作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秘密基地，在中国土地上至少还有近十所，包括在台湾的两所———“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细菌教室”以及“台北热带医学研究所”。除此之外，在朝鲜存在的细菌秘密研究基地也高达七所。
活人解剖刽子手曾受天皇嘉奖
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普遍是炭疽、鼠疫、霍乱等，在此次发现的资料里显示了相关的内容。据吴建勋介绍：“为了研究痘菌的发疹状况，侵华日军将发痘菌分为两种，干性痘菌和湿性痘菌，在896个健康人体内接种，做种痘感染发疹试验。而通常研究牛痘，只会先在牛或其他动物身上做试验，直到万无一失，才能过渡至人体内。”
据《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记录，三江省弥荣村(现在黑龙江境内)，曾流行过比较 [1] [2] 下一页
罕见的炭疽病。在这个爆发流行区的居民都和感染的动物死前的发病症状相同。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对这件事作了调查并且上报给大会，并说病菌主要通过吸血昆虫来传播。确定从已定型的原发感染患者以皮肤炭疽为主，而动物则以败血病死亡为主。日军此类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吴建勋为记者查阅了资料中的一个活人试验案例：
“1942年5月中旬，在日军统治的东满地区，牡丹江省宁安县里，现在黑龙江境内，他们在那个地区专门研究热性疾病的防疫工作。1943年3月，根据他们的作战要求的改变，便开始着手彻底探明这种疾病的调查研究工作。时隔两个月，他们发现了离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的工作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的疑似患者，‘我们便火速赶往现场，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斋藤例’。石川认定了这病菌是通过扁虱传播的，为森林扁虱脑炎。”吴建勋说，这里所提到的石川此后还受到了天皇的嘉奖。
这份日文原件有可能是惟一“孤本”
在日本战败时，细菌战资料保密和销毁工作堪称“滴水不漏”，中国发现的几乎没有日文原件。童增会长说，吴建勋所发现的原文资料，在他所从事对细菌战的研究工作这十多年来，无论是日本公开的文件资料还是中国所收藏的资料里，都是惟一的、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孤本’，它反映了当年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的不仅仅是731部队，而是整个日本蓄谋已久的违反国际法、战争法的罪行，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这些资料都是揭露战争罪行的最有力证据。
日文原件里关于登革热病毒试验的报告很多，并且都是赤裸裸的显示出活人试验内幕。资料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首先用皮内接种法将含登革热病毒的血液分别滴入健康人的眼内、鼻腔内用涂布、咽喉内涂布，结果出现了登革热症状，证明了登革热病毒的人体接种感染是可能的。”
吴建勋说，侵华日军还做了关于登革热病毒的小滴感染和自然免疫的试验。登革热病毒主要存在于老鼠的头部、脊髓等位置，将这种老鼠传染繁殖到第44代，将病毒接种给“特志被检者(注：特指被隐瞒真相的接受试验者)”，这个人就感染上了登革热病毒。报告中说：“患者对其身体状况并无明显异常感觉，但其血液中白血球数量减少，根据白血球的种类出现分裂现象，我们确诊他已患上登革热。这种病毒即使通过3代人体传播，也能呈现定型登革热症状。”
侵华日军还将病原体放到冷冻室保存20个月后，进行人体接种，对登革热病毒的引起隔代传播进行分析。资料中写道，“累代传播第5代和第14代的病毒进行人体接种，发现定型发病症状。因此我们认为该病毒能进行一定期间累代保持。”
身为医生的吴建勋告诉记者，细菌武器的细菌是经过反复人体、动物实验而培养的毒性增强或变异性菌株，往往使受害国、受害者面临无法抵御的、毁灭性的灾难，同时破坏着一个地域、整个国家的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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