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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全球的科幻和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去世前，曾请求爱戴他的人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大师卡尔·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接着他的话说：“我并不为他而担忧，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旁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科普是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心价值
把卡尔·萨根的担心放在中国的语境中，也许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中国年轻人的身旁，不仅始终未曾出现过阿西莫夫那样的科幻和科普巨匠，甚至那些曾经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也渐行渐远———高士其、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当然，还有开风气之先的鲁迅。
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外国科幻小说，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1900年印行。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将凡尔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日译本）译成中文，更名为《月界旅行》。
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提出利用科学小说普及科学知识的观点，预言“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后来鲁迅很快发生转变，致力于其他领域，但他所立下的原则却影响深远。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吴岩就认为，从鲁迅开始，“普及科学知识”成了近100年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
自1904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月刊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署名“荒江钓叟”。
1940年，开明书店的科学读物编辑顾均正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集《和平的梦》，收入《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和《伦敦奇疫》三篇科幻小说，被视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顾均正强调幻想的科学性。《和平的梦》中，主人公为了寻找敌人的秘密电台，驾驶直升机用线圈法为电台定位，书中画出了天线示意图，还用了数百字篇幅详细讲解磁力线、线圈、麦克斯韦定律、无线电波的传播等科学知识；《伦敦奇疫》中，甚至还列出了一些化学反应方程式。
1949年后，科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受到高度重视，成立了文化部科普局和中国科普协会。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全民中强调科学。当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当时所谓“科学”，主要被理解为科技“知识”。
前苏联的米·伊林以及本土的高士其等科普作家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极大影响。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
世界科幻“三巨头”
与此同时，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世界范围内（以美国为代表）科幻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所谓“黄金时代”，形成一个持续创作、出版的高峰。美国的罗伯特·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和英国的阿瑟·克拉克被称为世界科幻“三巨头”。
海因莱因的作品对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科幻化阐释，以隐喻探讨人类对死亡和异化的态度。克拉克的作品充满出色的科学预言、东方式的神秘情调，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智慧生物接触后所产生的影响。
阿西莫夫最早以科幻小说奠定其大师地位。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深深地触动了阿西莫夫。他痛感美国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落后于由卫星上天所标志的当代科技水平，于是放下科幻创作，潜心于撰写普及科学知识的书籍和文章。
作为科学写作的传奇式人物，阿西莫夫对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对科学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不仅通晓现代科学的许多前沿课题，而且熟悉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同时，他把科学看作是地球上伟大而统一的原则，他利用科幻小说这种特殊的文体，在整个银河系的背景下来探讨人性与*、经济、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把科学带入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 [1] [2] [3] 下一页
期，当中国正处于“文革”十年，科幻小说被打入“冷宫”之时，世界范围内（以英国为代表），科幻小说已进入了“新浪潮”运动时代。这些新作品的主题，已不像传统科幻小说那样，热衷于描述几千、几万年以后的世界，而是极力想表现最近的将来甚至当前的世界；内容上，对人类心理的重视，超过了对正统科学和科技发展的重视，竭力应用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神学来推测未来世界，用激进的观点来看待*和生活方式。
延续至今的那场辩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来。同年8月，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面世，成为“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初版行销160万册。
由于科幻小说开始带有更多的“文学性”，一场科幻小说究竟应该姓“科”还是姓“文”的辩论展开了。从1979年开始，《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后来，根据一些科幻作家的说法，“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了”，是要“借助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声势，企图从*上把一些科幻小说打成‘毒草’……中国科幻小说就是这样被棍子们打下去的，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1983年11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刊出一篇评叶永烈惊险科幻小说《黑影》的文章《思想上的黑影》，称：“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就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题。本文只是列举事实，希望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编者按则指出：“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
两天后，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三版刊出了一篇署名施同的文章《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应清理》，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回顾那场辩论，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认为，只是因为一些评论文章的尖酸刻薄或有失偏颇，就将对科幻小说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为“打棍子”，甚至认定它们就是导致中国科幻落入低谷的“祸首”，似乎不够客观、有失公允。“试想：遭受过各种批评、批判的文学品种并不少，何以科幻小说就如此脆弱呢？中国人需要科幻吗？它在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它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怎样的土壤呢？”
吴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童恩正发表于1979年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正如今天不少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观念相当超前”，是在尝试摆脱自鲁迅以来的窠臼。他主张：科学文艺作品的目的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这样，普及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就取代了“普及科学知识”。
中国还能产生引导人生的科幻大家吗？
当中国还在为科幻的属性而迷惑、为科学精神的缺失而焦虑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赛伯朋克（Cyberpunk）”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当代科幻写作。“Cyber”是与电脑有关的词汇的前缀，“Punk”一词源于摇滚音乐，泛指当代文化的反判者。“Cyberpunk”是指80年代出现的以电脑化自动控制的社会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展现的是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微电子等高新技术内容。
1984年，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出版，书中所展示的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交织引起轰动。此后，《侏罗纪公园》等作品风靡全球，电脑、网络、分子生物学、无性生殖、基因重组等科学前沿领域成为科幻创作的热门题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乐观的评论者认为中国的科幻写作开始崛起，但也有人笑言：在中国，真正的科幻作家还是像恐龙一样稀罕和不被人理解。
国内最有影响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发行量曾一度突破40万份。科幻迷在欢欣鼓舞之余，却最终悻悻地发现，这一突破，只是因为前一年的高考作文试题要求写一篇科幻小说，科幻写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作和科幻杂志才“抢眼”地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很快也就消退下去。
当年，《从地球到火星》刊出后，竟引发了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热潮，人们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排起长龙，争睹火星。后来，童恩正写出《古峡迷雾》，据说不少高中生因此报考了大学的考古专业。郑文光去世后，曾有报道提及，在他的名著《飞向人马座》影响下，有人选择了航天专业，目前正在神舟飞船的发射基地工作。
1983年，郑文光在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中中风瘫痪，从此停止创作。1989年，童恩正赴美，其科幻著作亦成绝响。如今，两人都已寂寞地离开人世。作为科幻作家，他们不仅从未获得阿西莫夫那样的名望与财富，甚至无法像阿西莫夫那样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
谈及科学幻想，一位资深的科学编辑对记者抛出一连串的疑虑：现在科幻译著丰富，加上互联网的便捷传播，年轻人已不必仅仅期待自己的本土作者了，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科幻作品吗？在世界科幻水准及丰富性都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今天，中国的科幻的门槛是不是无形中也提高了？中国科幻作者及作品的产生还有戏吗？中国科幻，究竟何去何从？
另一方面，使她更为担忧的问题是：科学幻想对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块科学幻想贫瘠的土地，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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