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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长征，“会理会议”是绕不过的话题。史载：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然而，“解决”不等于“确立”。在战略战术上，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与照搬书本的教条主义仍然在进行着一番较量。“会理会议”既是遵义会议以来正确与错误思想较量的继续，也是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关键性会议。
其时，客观情况是，国民党蒋介石以几十万大军，对弱小的红军进行不停顿的围歼追堵，随时可能将红军围歼之，这就迫使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不得不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地穿插迂回敌人大军之间。在这个过程中，部队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刚刚开进，又立即回攻，又要行军，又要打仗，表面看有点“朝令夕改”。在行军打仗上也难免出现牺牲，这就出现了实施灵活机动战略战术与部队伤病员过度疲劳和牺牲的矛盾。主观方面，红军抵达会理时，来自湖南江西的红军战士觉得路陌生，漠然不知所措。在担忧之下，怪话也不少。重要的是，身为红军将领的林彪人云亦云，做了战士的尾巴，提出：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他还致电彭德怀，要红军改换领导。
“会理会议”是在面对尖锐矛盾并发情势下召开的会议。假若“会理会议”让盲动主义占上风，那么历史就会山重水复；而“会理会议”由正确路线占上风，红军当然会“柳暗花明”。
那么，解决这尖锐矛盾的会议是怎么开的呢？会议认真研究了党内和红军中的思想状况，对于一些错误思想和意见也进行了批评。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会上特别针对林彪进行严肃批评。而彭德怀、聂荣臻也对林彪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见新华网2006年9月18日）展现在公众面前这段史实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会理会议”是在各抒己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终分清了是与非，促成了高层的思想统一。
不回避矛盾，敢于指出问题实质，认真分析原因，才算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林彪是引发“错误风波”的代表。对林彪的错误思想，与会者既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指出问题的原因。笔者心想，如此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但被批评者会引起震动，就是参会者也会铭心刻骨。人们看到，正是“会理会议”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解决进一步确立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这一生死攸关问题上，“会理会议”是载入史册的；而解决问题的途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样为后来推进党和政权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典范。人们看到，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进步，充满朝气蓬勃，各级政权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吸取先进思想，培养良好作风。
但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形势下，一些地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似有钝见之现象。笔者列席过一些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尽管会议主持者口口声声“欢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给人的印象是，贯穿会议始终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尽管一些单位也冒出一些“批评”，却是“温柔化”了批评，比如，某领导“开拓精神不足”，某干部学习抓得不紧，某人有时患得患失等等。批评的“温柔化”倾向自然不会触动人们的神经，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何会“温柔化”呢？从社会风气而言，人们认为一旦开展“面红耳赤刺刀见红”般的批评，就会伤害同志的自尊心，为日后留下隐患，因而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破这个面子。从某些官员品德蜕变来分析，总把恭维话当成团结之言，把批评视作“杂音”，当成反对自己的声音。思维颠倒就会给批评与自我批评设置一道人为障碍。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正常化，需要官员心境平常化。
“会理会议”已过了71年，已载入长征史和中共的光辉史册。而“会理会议”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样值得人们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