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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 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极大地刺激了宋人教育子女的热情，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最终创造出宋代社会“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盛象。
一、“农工商各教子读书”
与门阀士族制度被打破相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失去了世袭制庇护的世俗地主阶级寄希望于通过其子弟接受教育来防止家道沦落；另一方面，“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所渲染的美好前景，激励着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客户”、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通过接受教育，达到改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的目的。一时间，读书人人有份，成为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如北宋“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的王偁和“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的巢谷等。即使地位比较低下的“负担之夫”，尽管只能“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勉强维持温饱，但为了“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也会节衣缩食“令厥子入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如饶州帽匠吴翁由于“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读书”（洪迈：《夷坚志·吴任钧》补卷2,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教子语》），成为社会共识。“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方大琮：《铁庵集》卷33）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多管齐下的童蒙教育系统
宋朝开国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两宋君主多较为重视教育，如宋高宗明确提出“人才须素养。……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耶！”（《纲鉴合编》）统治者对教育的大力提倡，促使宋代形成了学校、家庭和社会多管齐下的童蒙教育系统。就学校教育而言，除了有专门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等贵胄性质的学校和由官方设立并管辖的国立、地方小学以外，还有大量的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包括私塾、义学（义塾）、家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私学。这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景象。
家庭教育也是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少家长亲自担任教师，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宋史·欧阳修传》）同时，《温公家训》、《居家杂仪》、《世范》、《居家正本制用篇》以及《放翁家训》等家训类著作也十分注重向家人尤其是儿孙进行读书、处世、择友、从师、勤俭持家等方面的教育。除此之外，“宗约”、“义约”、“家规”等社会教化形式，也是宋代童蒙教育的重要途径。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家居抚州，累世义居的陆九渊陆氏家族，就曾由一位年长者任“家长”，子弟有过，家长聚众“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每日晨起，家长率子弟聚揖于厅，进行伦理教育。这些“宗约”、“义约”和“家规”，主要通过宗法关系将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等思想渗透到蒙童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承担起了对儿童进行社会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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