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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一文，很受启发。我觉得其中有个重要问题应该涉及而没有涉及，这就是社会舆论在王朝兴亡中的作用。古代社会中的王朝兴替，政权嬗代，应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舆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纵然强大，一旦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社会上就会出现消极性舆论，对现存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批判。随着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现存政权的统治基础就会逐渐动摇。在此基础上，一些*力量顺风而呼，或利用现有舆论，或者制造某种舆论，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新旧王朝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交替，历史迈出了新的一步。秦汉时期的*变迁，就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体现。
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
秦汉之际，秦王朝以猛烈的兼并战争摧毁了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而是修驰道、筑长城、营建宫陵、击胡攘越，劳民伤财，令原来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士庶极为失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始皇帝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传言，这对秦王朝国运构成强烈冲击。秦王朝不但不引以为诫，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以“妖言令”箝制民口，另一方面又以“焚书”、“坑儒”之类的强硬手段来压制社会舆论。这种倒行逆施之举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反秦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如陈胜、吴广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项燕之子项梁听取谋士范增建议，将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也是为了“从民所望”。
刘邦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也与其重视舆论导向有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后，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羽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令“秦人大失望”。关中舆论对刘邦和项羽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已经为日后楚、汉之争的胜负归属埋下了伏笔。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害死了时为“天下共主”的义帝。刘邦抓住这一“时机”，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并遣使将项羽的恶行遍告诸侯，这就取得了舆论先机，为最终战胜项羽增加了筹码。
两汉时，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一些*力量往往借社会舆论之势登上政坛
西汉后期，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由解释灾异形成的意见，往往具有批评时政的作用。持续不断的批评，使最初的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质疑汉祚的舆论也在缓慢发展。在官方言路上，昭帝时，鲁人眭孟对当时的一些异常自然现象，以《春秋》推意，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建议汉帝禅位。哀帝时，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建平四年，全国范围内的“行西王母筹”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心摇荡的社会心理状况。舆论领域内的种种迹象表明，延续了近二百年的西汉王朝正在步入衰微末世。
在王莽由辅汉进而代汉的过程中，来自社会舆论的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为王莽造势的上书者动辄上万，好事者不断制造“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为王莽代汉推波助澜。王莽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并制造舆论，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登上了*神坛。王莽试图顺应舆论，通过复古改制来整治西汉后期以来的积弊，但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改革货币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混乱，引来非议。曾是众望所归的王莽，很快成为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数年之后，新莽政权，这个曾被舆论捧举起来的政权，又在舆论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从历史舞台上迅速地消失了。
刘秀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也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条谶语，一条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一条是“刘秀发兵捕不道”，这些谶语客观上为刘秀起事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刘秀羽翼渐丰之后，遂以“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为由，正式即皇帝位。在出兵平蜀之前，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进行过舆论交锋，对公孙述据蜀地自立，利用图谶符瑞制造的舆论进行了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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