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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数万人马，在仓促脱离根据地，被迫进行远征的过程中，就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着。94岁的老红军孔庆德回忆起长征，坦言饥饿是长征途中的最大敌人。
最近揭秘的一批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电文真实反映了当时缺粮的状况，其中许多珍贵材料值得后人玩味。例如1935年6月20日，红军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给各军团发电：“我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现特再规定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如下：……戊、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辛、抛弃和浪费粮食者严罚……”1935年7月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保障松潘战(役)的胜利携带粮食的决定》中，则要求红军想办法尽可能多地携带粮食，如果“米袋不足应用衣服装……”特别是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后，红军被迫进入草地，几近断粮绝路。
即使饥饿威胁到红军的生命，总司令部却依旧发出指示：“……在粮食较多的地方没收土司反动头人并分一部给群众，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不得在筹粮时乱行翻取与破坏经堂与经书……不得杀食耕牛、母羊、小羊、小猪……”指示中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本思想。
这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86岁高龄的老红军赵德仁时任朱德的警卫员，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只知道饿”。朱德的牛皮腰带，竟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若非饿到极至，小小警卫员断不敢偷食高级统帅的皮带。
这不是收买人心的矫情。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其爬雪山过草地，与生命极限抗争。在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口，没有人会冒险刻意虚饰和矫情，此时所显露出来的绝对是真情感、真性情。
可以说，红军总司令部的筹粮批示并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完全是民本思想深入骨髓的一种自然体现。以民为本的理念在中国历史悠久，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顺风顺水的年代，充分顾及百姓的利益并不难，但在自身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的紧要关头，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显得弥足珍贵。
读史是为了鉴今。反观当下，长征途中筹粮批示的“民本位”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君不见，当个人仕途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湖南嘉禾县政府挂出了“谁影响发展，我影响他一辈子”的警示标语；当家庭事务与工作大局发生冲突时，四川盐亭石牛庙乡党委书记李如强在抗旱紧要关头摆宴嫁女，多名党政干部赴宴，乡政府演起了“空城计”；当虚荣心和群众感情发生冲突时，广西合浦县一名女干部下乡慰问灾民，因为没有受到“对等接待”，竟放言“叫我来是干什么的”，撂下正在等待的灾民拂袖而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干舟自灭。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忍受着超常的饥饿、寒冷与疲乏，冒着前有天险挡道、后有重兵围追堵截的危险，经过无数惨烈激战，却越战越勇，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恰恰证明了“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的历史规律。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在“官本位”、“权本位”意识盛行的当下中国，深刻挖掘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仍将人民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的民本思想，意义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