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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东条英机
●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对于战争的悲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恶，如果由日本人自己审判日本战犯，很可能比国际法庭追究的战犯数量更多，更严厉
●越是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日本的问题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问题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决，归根结底还得要取决于日本确立什么样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
一个富有思考意义的问题
昨天是中国抗战胜利日。联想到当前中日*关系的止步不前，我突然回忆起一个问题。日本作家半藤一利在今年4月出版的著作《昭和史（战后篇）1945—1989》（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回顾了在东京审判之前，日本当时的内阁司法大臣岩田宙造等曾秘密草拟了“战犯自主审判方案”，但遭到昭和天皇反对的过程。
半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日本人自己在二战结束后进行战争审判，结果会怎么样呢？”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思考意义的问题。可惜半藤自己的解答略显单薄，他认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死刑判决”。
的确，当时日本人对于战争的悲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恶，如果二战结束后，由日本人自己审判日本战犯，其结果很可能比国际法庭追究的战犯数量更多，更严厉。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京审判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不过，我们按照半藤一利简短回答中的思路略作推想，就可以推演出三种结果，还可从这些结果中窥探到当前日本问题的出路所在。
更彻底地清算战犯
应该指出，始于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概念。从时间上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加快“富国强兵”步伐，到1894年甲午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等，就已经将日本人民绑在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从那时起，日本人民就进入了长达50年、直至1945年一败涂地的“战争长周期”之中，具有完整且层次分明的由战而败的经历体验。
从领域上来看，日本人民不仅体验了战争中流血与硝烟的军事过程，而且经历了接受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教育、思想被奴役的文化过程，感受了准备战争或服务战争的血腥资本积累及畸形发展的经济过程。这样长周期、全方位体验战争的经历，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使日本人民对战争具有特殊的批判态度。
日本一直有一个反战、厌战的巨大社会群体，他们中间有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他们的理想以及对战争方方面面的认知或许不一致，但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回忆却都是痛苦和血腥的。
深受战争苦难的日本人自己明白，战争的罪责远远不止追究在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上，更应该清算以前不可分割的侵华战争乃至日俄、甲午等战争的罪责；而且不应该局限于军事战场上的部分，更应该全面理清日本军国主义在各领域活动的有机联系，彻底清算战争根源。
从这一点看，二战战败的军国主义者曾奢望“自主审判”会饶恕他们，认为“国际审判”对其判罚太重，很可能是高估了自己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
一旦这些战犯面对的是日本人民的审判，势必会有日本人站出来控诉他们的罪行，由日本人控诉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日本人民必定是一种深刻的教育。世界大战的结论当然要由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但日本的改造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一亿三千万日本人民。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外科手术固然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潜移默化培育身体自强的力量。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是他们自己酿就的苦酒，必须要自己寻找解药，才能真正强化自己身体的抗毒能力，避免再次罹患这样的病症。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觉悟之日，就是东亚和谐到来之时。而这种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在实践中一点点培育、积累，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为日本人民创造这样的机会，60年前的东京审判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后还有许多类似的机会，应该让日本人民成为清扫战争垃圾的主力军。对于中国，越是中日关系出现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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