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景德镇：瓷器--中国伟大的发明创造<%=id%>

华夏经纬网6月28日讯：十八世纪初的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在我国瓷都——景德镇的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有一个身着黑色长袍、胸悬十字的外国传教士，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时而被那吐着滚滚浓烟的林立的烟囱惊得目瞪口呆，时而又被那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美妙瓷器吸引得止步不前。他确实被这些壮观的情景和诱人的宝物所吸引住了。在景德镇的街头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不能不引起人们一番惊奇的议论和猜测。是什么把这个外国人吸引到景德镇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很早以前我国瓷器对世界所发生的影响谈起。

蛋壳+贝壳=中国瓷?

我国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出现了真正的瓷器,过了大约七百年左右的时间,到唐朝中叶即公元八世纪左右,我国的瓷器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和无比的喜爱。埃及人亲热地把这些瓷器叫做“绥尼”（sini），意思就是中国的或中国人的。埃及人还大量仿造中国瓷器。有位名叫赛尔德的工匠，就是著名的一个。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中国瓷器虽然早已传到欧洲，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数量是不多的。那时，中国瓷器业在欧洲竟和黄金一样贵重。那些王公贵族，为了满足他们的占有欲，除了不惜重资，派人远渡重洋到我国来购买大量瓷器外，还逼着炼金术士为他们秘密仿制中国瓷器。在他们看来，一旦能制成中国式的瓷器，无异是“点石成金”，从此就能永远过着他们那“挥金如土”的生活了。

在十八世纪初，法国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他们对中国那种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瓷器喜爱得着了迷。他们已经花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仿制中国瓷器，可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把那些患着黄金迷的王公贵族们急得象热锅上蚂蚁一样。这时有一个奥里神父就派了一个叫安特略可的传教士跑到中国景德镇来，名为传教，实则想学中国的制瓷技术。这就是那个突然出现在景德镇街头的外国传教士的来历，他在一七一二年和一七二二年分别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以及整个制瓷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奥里，并且取去了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

也就是在那个传教士来到景德镇前差不多一个世纪，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早就来到景德镇进行调查研究。在他所著名的《天工开物?陶埏》的序言中，写下了“水火既济而土合……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这样一段话。宋应星总结了劳动人民制造陶瓷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泥土对于制造陶瓷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短短的一百多字的序言中就不止一次地谈到制造陶瓷所用泥土的作用。他用“水火既济而土合”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人们依靠水火的帮助而把泥土制成陶瓷。这不仅如实反映了陶瓷的生产过程，而且特别强调了泥土是制造陶瓷的根本。在后文中他又进一步把陶向瓷的发展和资质越来越优良归功于劳动人民充分掌握了泥土的特性而发挥的能动作用。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那时不仅早已熟练地掌握了一套完整的制瓷工艺，而且已经有了科学的理论总结。

差不多和宋应星到景德镇的同时，法国有一位作家，在他的著作里煞有介事地描述我国瓷器是用蛋壳和贝壳做成。当时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确有一种薄如蛋壳的“脱胎”瓷器。人们有时也叫它做“蛋壳器”。但这只是人们对这种既薄又轻、光可鉴人，具有透明感的瓷器的赞美和形象的描述，怎么能说它是用蛋壳和贝壳做成的呢！由此可见在十七世纪，欧洲人对我国的制瓷工艺还是非常不了解的。他们对于中国劳动人民怎样用泥土制成那样美妙绝伦的瓷器，觉得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不解之谜。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个“谜”揭开来吧！

三个重大的突破

要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怎样发明瓷器的过程和历史讲清楚，首先要抓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把陶器发展成为瓷器的过程中的实质问题，即技术上的三个重大突破。有了这三个重大突破，就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先谈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突破。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祖先居住的遗址中，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很多美丽的彩陶、经陶、灰陶、黑陶和白陶。从这些陶器的外观和化学成分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已不是随便拿什么泥土来制造陶器，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加以选择了。他们所用的泥土已经比我们现在用来做砖瓦的泥土更适合于制造陶器，并且已经懂得用淘洗的方法除去泥土里面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不然，古代那些红陶和黑陶在外观上就不会那样光滑，在断面上就不会那样匀称，在器形上就不会那样规矩。

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祖先所选用的这些适合于制造陶器的泥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含有高岭石、云母、长石和其他粘土矿物的各种各样的粘土。后来用以制造白陶的泥土。现在就称之为高岭土，因为它出产在景德镇东面45公里的高岭村。现在世界各国仍都沿用着我国所定的这个名称。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知道使用高岭土来制造陶器，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的使用不仅对由陶过渡到瓷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后世我国瓷器质量的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以及后来的周朝，我国已进入奴隶社会。由于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和发展，制陶技术得到一定的提高，这集中表现在制陶粘土的选择和精炼上。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陶瓷的外观和断面以及它们的化学成份来看，当时用来制陶的粘土中氧化铁的含量大大减少。氧化铁含量降低，陶器的胎骨颜色就有可能趋向洁白，可以用更高的温度烧成。根据化学分析，原始社会的陶器中（白陶除外）氧化铁的含量一般都在百分之六以上，有的竟高达百分之九左右。到了商代，则降低到百分之三左右，到了周代更降低到百分之二左右。这标志着我们祖先对制陶泥土的认识已经从表面直观深入到内部本质，认识到含铁量的多少和陶器的颜色有着内在的联系，提高了选择泥土和精炼泥土的标准，即不仅要除去泥土中的砂粒和草根等杂质，而且要降低它的含铁量，这在制陶技术上是第一个重大的突破。

关于釉的发明，苏联有一个叫斯维土尼柯夫在他写的《玻璃的秘密》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说法，大意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刚制好的陶器坯上，沾上了一些砂粒和苏打（碳酸钠）的混和物。当这个陶器坯烧成后，发现在表面上附着一层光滑而又发亮的薄壳。这层薄壳就是釉。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发明的釉，绝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砂粒和苏打配制出来的。因为分析所有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的釉都含有15—20％的氧化钙，它是由粘土加石灰配制出来的，都是石灰釉。这种石灰釉在我国一直用了几千年，即使到了明、清，也只是减少了石灰的含量而制成石灰——碱釉，形成了我国瓷釉的传统的独特风格。

第三个重大突破——烧成温度的提高。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逐渐学会选择适合制陶粘土的同时，又发明了釉，学会了在陶器上施釉的方法。在发明釉之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想了很多办法避免陶器粗糙表面给人们带来的许多麻烦，如易吸水和易污染。他们长期来在陶器上使用各种工具进行修刮、磨光。这种技术在龙山文化的黑陶器上已取得相当的成功。但要防水去污还是有距离的。他们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从实践中逐渐改进提高，创造发明了石灰釉。考古工作者在三千多年前的遗址中，已发现了涂有一层薄薄的灰*或青灰色釉的陶瓷。到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时代就出现了更多带有其他色调的青色釉。这些釉大都是用石灰石和粘土配制而成的石灰釉。由于多数粘土都含有或多或少的铁质，就不可避免地给釉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显青*，甚至灰*；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则显青色或青绿色，因此我们统称之为青釉。这些青色釉就是我国后来著名青瓷釉的老祖宗。这就告诉我们，三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已经知道在陶瓷上施釉，从无釉到有釉是制陶技术上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都在1000摄氏度以下，和我们现在烧砖瓦的温度差不多。要使陶器向瓷器发展必须提高烧成温度。通过对高周时代某些原始瓷器的显微镜观察，发展它们已有较多的玻璃质生成，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经过对这些原始瓷器的测试，知道它们的烧成温度已经达到1200摄氏度左右，比陶器要高200多度。这是我国制陶技术上另一个重大突破。

有了这三个重大突破，陶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已呈水到渠成之势了。对于陶瓷制造工艺来讲，关键是选择适当的泥土，再加上相应的烧成温度。就能使陶器发生质的变化而发展成瓷器。商周时代原始瓷器的出现，已经标志着陶器向成熟瓷器过渡的开始。因为它们已具备了向瓷器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商周到东汉时期的一千年左右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过渡阶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我们就把它叫做原始瓷器。但它还不完全与成熟瓷器的相同，因为原始瓷器所用的原料的纯度还不够高，淘洗不够精细，坯料处理也不够好，在胎中还留有肉眼可见的不规则的小孔。烧成温度也不够高。因而胎的白度还不高，也没有半透光性，还有一定的吸水性。一般釉层极薄，胎釉结合较差，极易剥落。但原始瓷器也不同于陶器，因为它既比陶器所用的原料纯度要高，即氧化铁的含量大大降低，又比陶器有较高的烧成温度。因而胎骨呈较深的灰白色，有一定量的玻璃态物质，致使胎骨比较坚实。特别是有了一层极薄的釉，吸水率也因之有所减少，击之有铿锵声。上述这些原始瓷器所具备的特点是制陶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国发明瓷器的漫长岁月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瓷器的发明

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它的影响之大，遍及世界各国，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然而，关于我国发明瓷器的具体时间，却是众说纷纭。在国外有些人就故意把它推迟，甚至有人说到了宋代我国才有真正的瓷器。这只能是对我国陶瓷工艺史的无知。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致。导致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我国地下文物非常丰富，文物资料的陆续出土，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认识。近十余年来通过对我国黄河流域及长江以南商周时代遗址的发掘，把我国出现原始瓷器的时间提早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又如，在浙江上虞小仙坛窑址出土的东汉越窑青瓷，是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瓷器。因而就把我国瓷器的发明提早到一千七百年前。从这些瓷器的外观来看，这时的制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以想见远在东汉以前就很可能出现了成熟的瓷器。我们相信，随着地下文物资料的不断出现，我国原始瓷器和瓷器的发明时期可能还会提早。

其二是人们对瓷器的标准认识不一致。其实，宋应星在十七世纪就给瓷器下了一个简单而确切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意思就是陶器发展为瓷器就具备了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半透明的胎骨。用“素肌玉骨”这四个字作为瓷器的标准，真是恰到好处。这句话既能反映瓷器本质上的特性，又反映人们对瓷器的要求。要达到“素肌”，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使制瓷原料的含铁量大大降低。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含有相当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温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更要求有较高的烧成温度。如果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则更使人有白中微泛青色和半透明如玉的感觉。白中微泛青色及半透明性强正是景德镇所产瓷器的传统特色。

十八世纪初，欧洲还不能掌握我国这种制造瓷器的技术。那时他们要末只能制造一种吸水性强和没有半透光性的细陶器，要末只能制造一种烧成温度很低含有大量玻璃质的软质瓷。德国到一七0九年才掌握了烧制硬质瓷的技术，成为欧洲仿造中国硬质瓷的最先成功者。法国的那个传教士在取得我国景德镇制瓷技术资料以及高岭和瓷石实物的廿多年后,于一七四0年才开始制出真正的硬质瓷器。英国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才能制造硬质瓷器。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从地下发掘的文物资料，以东汉时期作为我国有成熟瓷器的出现。时间是比较恰当的。我国瓷器的发明要比欧洲一些国家早一千五百年左右。

我们们祖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学会了制陶术，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又出现了原始瓷器，当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新的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甚至可能更早的时代就已出现了成熟的瓷器，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过渡。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学会制陶术；学会制造原始瓷器；学会制造瓷器。这样连续不断具有六、七千年以上的陶瓷工艺发展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