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需不需要人文素养？<%=id%>

　　丁：中国老一代地质学家，像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张其昀，文学修养都很好。后来干他们这一行的，就不大行了。问题可能出在教育上头。

　　谢：我参加这个纪念会出于偶然。有一次，在旧书摊上，我看到黄汲清的散文集《天山之麓》，1945年在重庆出的，土纸印刷，约十多万字。这是1942年黄汲清到新疆考察地质时的一本游记，文笔清新，叙述简约从容，叙事抒情非常得体，写新疆的风土人情，*经济文化变革，都有独到见解，是了解新疆社会变迁的重要作品。虽然是游记，但今天研究新疆的人，也大可一看，内涵远非今天所谓文化散文可比。黄汲清在新疆考察半年，除了专业的考察报告外，游记可能只是副产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光这点雅兴就让人产生敬意。不要说一个以文字为副业的人，就是一个作家，能有如此的文字感觉，也非易事。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介绍这本书。黄先生的儿子看到了，与我建立了联系。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后来我才听说，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前两年，他们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一本，由新疆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不过因为是地质学家的书，一般人都不注意。

　　丁：老一代科学家的早年，往往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少人都会写诗填词，对文学的兴趣有时候比对专业的兴趣还浓。最近，赵诚的《长河孤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家对黄万里当年力排众议，反对建三门峡水库的故事很感兴趣。其实，黄万里不但是一流的水利专家，也是一流的诗词大家。这本传记里引了一些黄万里的诗，据说最近还要出一本名叫《追寻黄万里》的书，收入他的全部诗词。另外，华罗庚、苏步青是数学大家，诗词造诣也很深。

　　谢：我还看过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回忆录，是杨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完成的，1983年7月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因为专业的关系，这本书在文史界好像不引人注意。其实，这本回忆录写得相当好。上世纪80年代初，杨先生对他早年的朋友，比如胡适、傅斯年，能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所记都是他们的好事，下笔也特别有感情，今天看来这没有什么，但在二十年前，胡适头上还戴着“战犯”的帽子啊！可能因为他是地质学家，回忆录的影响只在专业领域，所以自由度也就大一点。杨先生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他早年也出版过好几本游记，是一个好散文家。

　　丁：最近，张钦楠先生送我一本他的新作《读史札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因为属作者自费印刷，书店里买不到。作者的本行是建筑，当过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到了古稀之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他才开始研究中外历史。但一出手就是高水平。周围的朋友读过此书的，无不刮目相看。他1951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有人问他，你在麻省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他回答，是人文课。他说，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负有盛名的理工学校。但是对人文课特强调，对本科生要求每学期必修一门人文课，期终还要写一篇论文。他谈道：第二学期，找教授报题。我报的是法国大革命。他听了大摇其头，说这个题目不好写。我说，中国正在闹革命，所以我想多知道些法国革命的历史。他勉强地给我开了几本参考书。我就钻到附近哈佛大学新开张的、有空调的拉蒙图书馆去啃资料，写了篇东西上交。其中我引证资料说法国革命前国王和贵族杀的人比后来革命派杀的国王和贵族要多。我估计教授看了势必摇头，打个低分。哪知在学期快结束时，来了位德国新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后，竟大为赞赏，给了个H＋（最高分）。有一次在学校走廊见到我，还说，“看到你把权威‘划’了，很痛快”。麻省理工的人文课，不论从深度上，还是教学方法上，都让我们大开眼界。

　　谢：我们最近几十年的教育，不但把传统教育里正面的东西丢掉了，西方教育里的好东西，比如美国的通才教育，也没学到。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专业教育体制，负面影响波及不止一代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诗词文史普遍薄弱。这几天中央电视台搞专业歌手大赛，歌手们基本上都上过大学，但人文常识题普遍答不出来。这恐怕怪不得歌手们。它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如果教育格局只是着眼于实用，像黄万里、黄汲清那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怎么能在新一代人中出现呢？

　　丁：记得有一年，一个美国人采访费孝通，临了，这个人问他，像您这样的社会学家以后多久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印象中费老好像说了一句，还得五十年吧！但愿历史能够证明，费先生的说法，只是一种悲观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