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id%>

　　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我从小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失明的双眼，使我的心碎了。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波普尔博士有一个大藏书室。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我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对我来说，她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1937年，我被迫离开了生活了35年的维也纳，前往新西兰，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在新西兰，我用英语写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1945年以来，我是英国公民，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直到作为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退休。
　　1950年我首次访美，爱因斯坦使我的访问获得了最大、最持久的影响。我应邀去普林斯顿，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量子物理学和古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的论文。在讨论时爱因斯坦说了几句赞同的话，玻尔说得更详细。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来听我的讲演这一事实，我认为是我曾受到的最大的赞扬。
　　在我讲话前我就同爱因斯坦见了面，那次是在他的屋子里。虽然我最不愿意浪费爱因斯坦的时间，但他要我以后再来。我总共同他会面三次。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非决定论。我很难表达对爱因斯坦个性的印象。也许可以这样说：同他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不能不信任他，不能不信赖他的直率、他的和蔼、他的超强判断力、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几乎是儿童般的天真。我想，他应该是我一生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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